往事追忆｜白河县土地改革运动纪略-白河政协
白河县经过两次解放，是陕南解放最早的一个县。第二次解放不久，便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亘古未有的伟大运动——土地改革运动。这场运动有别于华北老解放区开展的土改运动，土改运动不仅锻炼了一大批地方干部，而且为当时安康专区其余九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借鉴作用。
一、背景
解放前，土地是私有制，全县十万来人口，地主、富农占总户数约6.1%，却占有70%以上的土地。贫农、雇农占总户数的45%，仅占有全县23.4%的土地。绝大多数农民是靠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来耕种，将收入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用于交地租，自己不得温饱，遇上天灾、人祸只好向地主、高利贷者借款生活。贫雇农昼思夜想，盼望能拥有自己的土地。
1948年4月，白河第一次解放，穷苦人都积极投身于革命，入农会、当民兵、打土豪、分浮财，当时一首《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歌曲响徹全县城乡。8月下旬，解放军主力东撤去参加襄樊战役，8月21日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乘机占据白河。这时，地主、恶霸借机大肆倒算翻身农民，真可谓“变本加厉”地索要农民退赔。地主、恶霸在所谓的“清抚委员会”的支持下捆绑吊打翻身农民。穷苦百姓的革命热情受到压抑，身心受到摧残。
1949年5月下旬，白河县第二次解放。很快又恢复了各级革命政权机关。但国民党留下的残渣余孽不容忽视，当时全县有国民党乡保人员426人，国民党党员464人，国军的连、排长以上人员26人，三青团员103人，棒子队（即地主武装还乡团）队长以上人员59人，盘查哨、递步哨、情报队成员76人，青帮成员43人，红帮成员632人、军统人员5人，一贯道头目11人，还有其他反运会道门成员数百人。这些人员当中，还有些人希望国民党复僻。
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年底全县开展了反霸减租运动。在运动中恢复、壮大了农会组织，全县性地开展了斗争不法地主、恶霸活动，召开了十次公审、公判大会，依法惩处17名不法分子，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灭了地主、恶霸的威风，人民群众大开眼界，感到了“改天换地”的气氛。全县减租折合粮食三百多万斤。为土地改革运动打下了基础大喜哥，拉开了序幕。
二、土地改革试点
1950年元月中共白河县委、民主县政府决定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元月4日由县委委员宋琦带队到冷水区十里铺村开展土改试点工作。土改工作队进村时，群众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放鞭炮迎接工作队。入驻后，每天都有群众给工作队伙食点送豆腐、豆芽、酸菜，还有送腊肉、送酒的。工作队中绝大多数没有搞过土改工作，只有几位南下的老干部有过实践。多数队员以“见习”身份介入。试点村以发动贫苦农民诉旧社会受地主恶霸欺压的苦来推动运动。两天时间，就有35人上台诉苦。工作组根据诉苦情况，加上调查核实，确定了一次对地主的斗争会，这个地主收80余石租，有房屋百余间，当过国民党的区长、总绅，其子当过国民党的乡长、保长。胡宗南部队占领白河期间，该地主倒算翻身农民最厉害。斗争会开了两天，55人诉苦，农民舒心惬意，试点村内的地主、恶霸蔫了下来。工作队的多数新手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再去开展村实践。从试点工作中学习了如何组织开会，调查研究，学习如何确认各户土地占有量，经济收入、开支情况以及地富家庭人口的劳动量，剥削量评估、计算方法等。土改试点实质上是对后来全面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干部培训及社会情况摸底工作的作用。
三、土地改革运动
全县正式土地改革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土改从1951年11月7日开始至1952年2月20日结束。第二期土改从3月14日开始至5月26日结束（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进村、离村有2-3天差别）。第一期土改时，地委派了一个工作队，县上组织了两个工作队，6个区各组织一个工作队，共9个工作队，327人（另一资料说329人）。第一期土改是28个乡（当时全县有55个乡），其中康旺、太山、麻虎、白岩、冷水、安全、店子、茅坪、关帝9个乡是重点乡，康旺乡是县上抓的重点乡。
县委、民主县政府对土地改革确定的路线是：遵照中央制定的“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的方针政策，有步骤、有分别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和漆、麻、耳、倍、皮纸、山货土特产。”当时的县委书记李顺天（后调任铜川矿务局党委书记）是土改运动的总策划、总指挥，他依据他掌握的白河县各阶层的思想炎魔的珠宝，工作干部的文化程度和中央相关政策，对各工作队长讲了五点至关重要的意见：
一、土地改革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一个重要手段，解除对贫苦农民的剥削基础，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
二、注意保护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但不能迁就自私、自利、狭隘的小农经济思想上原广美，防止有些人的过激行为。
三、注意保护工商业，照顾军属、烈属和开明地主、士绅。
四、没收地主“五大财产”的范围决不能随意扩大。
五、分土地、分房屋时要考虑将来建设发展和需要，保留一些公山、公朳、公房，如祠堂、庙宇，将来可以改作学校；公路要够12公尺，两傍的荒地，允许邻近农民耕种，但地权不给农民；白河这地方还有渡船公地，也不要分了，要保留，这是公益事业。
会上，李顺天宣布了县“土地改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李顺天（县委书记）
副主任：陈建华（县长）
衷侠生（民主人士、乾顺正药铺老板）
委 员：曹汉龙（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
何树德（县委常委、监委书记）
董 杰（县委常委、法院院长）
李如镜（县委常委，后任县长）
谢楚青（民主人士，后任文教局副局长）
王锦星（县城知名人士，后任“人和春”药铺董事）
毛先烈（西营知名人士、地主）
陈启发（贫农代表，后任宋家公社书记）
张 明（县委常委，后任宣传部长）
李仲君（未到职调离白河）
（以上名单括号内文字为笔者加注）
四、土地改革运动阶段安排
第一阶段：宣传政策、社会调查、整顿基层组织
工作队进村后，通过召开各阶层会，宣传讲解土地改革法大纲、学习时事、讲解“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同时调查了解村上各户成员、社会关系，土地、经济状况。不长时间，全县各地发现有不少有地主、富农、旧职员及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混进了农会、民兵、妇联会、青年团组织中。土改委员会即通告各乡着手清理。28个乡共清除不能入会的人员650人，不能参加民兵组织的121人，青年团清除了123人，妇联会中清除了150人。这次基层组织整顿，对社会各阶层都是一次大的震动——“没想到共产党办事这么认真”。同时也树立了农会、民兵、青年团、妇联会组织的权威。
工作队在掌握了各村人口平均土地占有量和地主、富农户土地占有量后，农会与工作队初步拟定地主、富农户的调查、评议对象。阶级成份的划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当时依据的是“土地改革法大纲”和1951年3月7日中央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补充规定（草案）》。土地面积可以丈量，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却只能靠有经验的老农评估。粮食产量决定于土质、阴阳坡、籽种、肥料、耕作方式、管理程度、气象、病虫害防治等因素。各村遴选“评估员”是一个关键；资质水平是一个条件，公平正直、权威是一个更重要的条件。估产之后，接着核查地主的自我劳动量，雇工人数、雇佣时间、工资支付方式（如换工、现金支付、粮食支付、土产支付、借贷扣息等）、数量、雇工伙食数（一日两餐、三餐、四餐）、质量（有无荤菜），还要考虑核实有否债务关系，雇工与雇主间的人际关系（涉及帮工、换工、人情工）等因素是极其复杂的确认、评估、计算过程（因为这些因素影响对剥削量的确认与增减）。许多农会干部、土改工作队员熬夜学习、钻研。不仅工作队员学习《土改工作手册》，一些地主、富农也争先恐后地买《土改手册》去研究张成楚。
这项工作对90%以上的土改工作队员是一次极好的自学、锻炼机会。
在划阶级成份前，李顺天听说前坡有个贫农煸动农民：“多划几个地主，我们好多分东西。”他认为这是个不正常的苗头，就在工作队长会上强调：“划阶级成份一定要依据政策，绝对不允许感情用事。打个比方说，划阶级成份好比量脚做鞋，鞋做大了穿着不合适，走不成路，鞋做小了，穿不成。把地主划成中农是错误，把中农划成地主同样也是错误。”各乡工作队根据李顺天主任的讲话，经过10-27天时间，经过:自报土地占有量、雇工人数、债务状况、自报成份，公众评议、张榜公布，初划复核。纠正、补划三榜定案等程序。
两期土改，全县划定地主成份的411户、半地主式富农成份的277户、富农904户、中农6444户、贫雇农14789户顾珊珊 。
第二阶段：没收、征收地主、富农财产，进行分配
没收、征收地主、富农财产，进行分配（15-30天）
成份划定后，对地主的五大财产（土地、房屋、耕牛、大型农具、富余家具）进行登记—没收—分配，同时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各村成立了“没收征收分配委员会”（由农会工作人员、贫雇农代表、妇女代表、开明士绅人选组成）。下设：没收组（股）、保管组、警卫组、搬运组。先期分土地，然后分房屋，农具、家具、耕牛。为打开局面，对不法地主如造谣、破坏、转移财产或在“拉锯战”时期严厉倒算翻身农民者吕小骏，召开群众斗争大会，使其认罪服法。在没收地主财产阶段，全县各地均发生过地主转移财产的情况。城关、前坡、麻虎、月儿、冷水一带有的地主把财产转到江北郧西县境，县南一带地主把财产转移至竹山县境，有的转移到亲戚、朋友家或藏于树朳、山洞岩，还有地主、富农匆忙与子女“分家”，乘机转移财物朱雅琼。据当时情况反映，白岩、凉水、西沟、麻虎、西坝等村分财产时，许多财物就是从树朳、山洞中搜出的，还不知道是谁的。有的地主听说要分房子，偷偷把屋瓦折下，或把楼板锯掉，还有的地主把家具藏到楼上并涂抹上粪便，妄图阻止登记、搬运。
五、土改运动中各阶层思想状况
1、地主阶层
地主阶层大致有三种状况：第一种是认识到自己过去确实有剥削行为，在旧社会压迫了贫苦农民，表示忏悔；对土改表示赞同。因而主动交出地契、房契，配合财产登记。第二种是听之任之，地也不种了，在家肥吃海喝，头发不理，出门戴顶破草帽，形同乞丐一般，有个地主说“只要保住命，东西你们随便拿”。第三种是对土改有严重抵触情绪，地主黄锦江不让农民分他的地，更不让种地，站在地里对农民说：“你把我挖死了，你再种。”他儿媳说共产党好瓦格吉尔羊，他说“好个球！比土匪还厉害吕蒙正不受镜，把我掳光了。”他的竹园已经分给了张伯成，他去给中农张文贵说：“你去把我竹园里好竹子砍了它，我送给你”。地主李希三，听说要没收财物，连忙与儿子分家，令儿子搬到郧西（湖北省辖地）去住，顺便把家具运走。有个姓阮的地主公开骂共产党和贫苦农民：“我的狗子不喜欢国民党，喜欢共产党，共产党每次开会，我的狗子都去。”地主张文彬骂土改工作队马某说“狗日的老马，他把我‘共产’光了！要不了三年，地还是我的”。地主侯成兴说：“他们分了我的地，分不去我的‘八字’（意思是他命好）”。地主张开恩造谣说“蒋介石在台湾练神兵，你们今儿闹土改，明儿闹土改，过不了三年，土地还归我”。（意思是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至于地主、富农拉拢农会主席、工作队干部我欲扬明，送礼、请吃是比较普遍现象，双河一个姓鲁的富农对土改工作队员说：“我把两条牛送给农会，把我的‘富农’的‘富’字改个‘中’字”。
2、中农阶层
因为土改政策中明确规定团结中农，所以中农比较安定。土改初、中期都表现积极主动。绝大多数中农都流露出“保本”思想说：“只要不动我的土地、房屋、财产，叫干啥都行。”土改后期，看到贫雇农分了财产，产生了嫉妒心。富裕中农何月根说：“土改跑路有我的份儿，完达山奶粉3段熬夜有我的份儿，分东西却把我忘了”奥尼尔多高。中农雷守玉说：“忙了一个够，连张擦屁股纸都没给分一张”！不少中农说：“我们这是猫子翻倒饭甑子——给狗子赶碗了”。还有中农抱怨说：“开逑那么多会，耽误了我不少时间金秀贞，不如我卖一天工，还能挣一升包谷。”
3、贫雇农阶层
土地改革使全县广大贫雇农分得了房屋和梦寐以求的土地，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激不尽，对党和政府的号召无不积极响应。白天生产、晚上开会、站岗、放哨、交公粮、捐献钱物支援“抗美援朝”，全县农村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都是广大贫雇农掀起来的，贫苦农民都说自己翻了身。土改后期，从敢于说话到说了有人听的现实，才领悟到自己经济上翻了身，政治上也翻了身。
一场亘古未有的变革，由于历史的原因，土改过程中，在少数贫雇农言行中也出现了一些可以体谅的缺点。前坡、麻虎等村，有些贫雇农说“多划些地主，我们好多分东西。”还有的人说“快过年了，多写状子，把XX告成地主，分了东西好过年。”“把XX划成地主，我好住他的房子”。分地时，有的贫雇农说：“我要阳坡地，将来好在阳坡盖房子，多晒太阳”。还有的要求“给我分朳边的地（将来可以开荒，扩大地畔）”。也有人发牢骚说：“不动富农的（财产）分个干逑！”。分地后，有个别地主私移界牌，也发生多起贫雇农私移界牌的现象，有一个武装干部分地时，自己动手把直线拉个拐弯，把一棵柿子树拐到他的地里去（后纠正给了处分）。
县城里的平民、搬运工人、帆船工人听说农民分了地和房屋表示羡慕，并说“要晓得共产党来了分地分房，该早些年搬到乡下去住。”
六、土改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县土改委员会主任李顺天在总结两期土地改革运动成绩时指出：本县土地改革运动，初步消灭了地主阶级的剥削，贫苦农民有了物质基础，帮助广大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宏愿，土改运动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灭了剥削阶级的威风，土改运动不仅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同时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和大批农村青年积极分子，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十分重大的成绩。
在总结整个土改运动缺点时，他的讲话可以用“震聋发瞶”来形容，他讲了三点：
1、县上的各级干部素质迫切需要提高。干部素质虽然有时代原因，但绝不可拿“原因”做“挡箭牌”，不思进取、固步自封。运动初期，许多干部到村上不会开会，讲不到话，解释不了政策。通知开会，不分阶层，地主、富农、贫农、男女老幼一齐来。你怎么不想一想，对不同身份的人，开会、动员、教育、要求是不一样的雷迪菜菜族！一些干部讲不好话，长此下去是不行的！干部是什么？是群众的领头人，是群众的组织者，是政策的掌握者、执行者。这次土改运动中，有不少干部不是领头人，而是做了群众的尾巴，群众说咋办就咋办瑟缩的意思。土改政策规定：分地要给地主留够他维持生活的自耕地科室会照片，可有几个村把地主的地分光，一点不留。有一村只给地主留下一个不能生产的火纸厂怎么生活？有一户地主家中22口人，只给两个人留了自耕地，姬云飞那20个人怎么生活？还有一个旧乡长家中，夫妇二人和一个老母一家三口。他本是以农为生的，一点自耕地也没留，生活失望、吊死了。我一再强调，没收地主“五大财产”范围不能随意扩大，好几个村没收时把地主家的鸡笼、蜡台、灯笼也没收了；大坪村甚至把地主的瓷夜壶（尿壶）也拿去了，干部在村上咋掌握的？有位副科长在桂花乡当工作员，斗争会上说不过地主，就动手打人，还用脚踢猎女心法，你就那么个水平？还有位南下老干部，因向地主要枪，捆人、吊人。要枪是对的，吊人是错的。一位姓梁的工作队员，在南岔村工作把李道人的头发给剪了，还强迫道人吃肉“开斋”，结果道人给吊死了，谁让你这么搞？共产党是允许宗教信仰自由的，你知不知道？晏家乡、左家乡、黄石乡在斗争地主时，会上有群众（冬天）用水把地主的棉衣泼湿，给地主脸上抹猪屎，甚至有人去喂猪屎，这能使地主心服口服？工作队怎么主持的斗争会？保护群众的积极性是必要的，但对群众中可能发生的过激行为事先为什么不作充分的估计，出现意外情况不会随机处理、疏导。说明没这个处置能力。大家看看，我们的干部素质是不是需要提高？
从各个工作队反映上来的情况看，新老干部有“五怕”：怕汇报（口头、书面都怕）、怕群众请教政策问题（解释不了）、怕检查、怕挫折、怕写总结和填统计表。当时流传的顺口溜：不怕枪、不怕炮、就怕总结写报告。这显然有两个原因：一是没工作经验；二是文化程度低，甚至没文化。这种状况不能长期下去。有“五怕”的干部，将来怎么能独当一面去工作呢？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办法是加强学习。怎么学，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底子想办法。
这段话对土改干部的思想影响了几十年。
2、县上各部门配合土改问题：总体上各部门配合是好的，比如邮电局为土改运动，在物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架设了环县电话，这很不简单，值得表扬。法院为配合土改设立了“巡回法庭”，这很好！但是犯了两个不能原谅的错误，使人恼火：茅坪民兵把地主柴秉初送到县上来，送来的意思是请县上处理，下边处理不了或无权处理。可法院不问青红皂白把人给放回去了。你们想一想，下边群众该不该有意见？黄土岭地主陈义云关押在县上，请假回家取粮食一去不返。陈回村后还威胁群众，法院竟无人过问。太山乡安排公审地主黄锦江，法院院长告假回县后，没有如期返乡，公审会开不成，把满腔热情的群众晾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请院长对这件事，要作个深刻的认识。
3、土改运动中，一半以上的工作队没有把土地改革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结合发动好，这是个失误。这项工作本可以很好结合的老千生涯日记，各村都办有冬学，冬学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阵地，一些工作队不会利用，把这个阵地给丢了。这一课要设法补上。
李顺天主任在总结会上还说：各乡要做好善后工作，“首先要引导农民制定好发展生产计划，同时要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项宣传工作深入开展；在农业生产和山货特产发展中如劳力不够用，可以组织互助组、换工队。总之，把一切抓好，不能让地主、富农看我们的笑话！”
土地改革运动是短暂的，唯有成份的划定是相对较长的，尤其是地主、富农成份对出身其家中的人至少有30-40年的影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唯成份论”的年代，家人受到歧视，出生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在升学、参军、就业、提职等方面都被看作另类，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成份、家庭出身才逐渐淡化。
作者：艾文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