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亚文化与北洋时期学运-近现代史研究资讯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 第88-105页
内容提要：北洋时期中国校园孕育出特色各异的学生亚文化。学生运动与学生亚文化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亚文化的多元决定了学运起落与内涵差异。在师生关系上，教师并不一定处于主导位置；在政党与学运的关系上，学生也并不总是受动的一方。国共两党均重视学运。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如何定性由具有双重身份且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的党人开展的学生工作，还可商榷。学生运动有先天缺陷，政党对学生的“运动”也与时转移。但认真剖判各界认知，可知时人对学运主流仍是肯定的。
清末民初中国经历了由“封建专制”到“民主共和”的政制转型狂飙旧金山。在此过程中，近代学校学生取代传统士绅(gentry)，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角色。北洋时期众多学生涉足政治，学潮、学运不断。据吕芳上统计，1919-1928年10年间，各级各类学校发生的学潮和学运多达248次。①层出不穷的校园风潮与学生亚文化有内在联系。社会学理论认为，亚文化(subculture)系文化群体所属次生群体成员共有的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与主流文化对应的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为主流文化的分支，彰显不同地区、不同信仰和不同职业社会群体间的文化差异。亚文化分享社会总文化，但也有独特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②亚文化支脉众多，学生亚文化是其中的一支，在现代社会复杂的“文明冲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因学生运动影响甚大，研究者自来不少。③但学者通常习惯从政治与社会角度，结合“五四”或“五卅”这类带有政治色彩的事件去揭示其内涵，强调政党对学生的“运动”，忽略文化层面的解析。从方法论角度看，学生亚文化生成环境的多元及由此形成的特色各异的亚文化分支，决定了任何单一的个案研究都很难概括出普遍性结论。反之，带有全称判断色彩的整体性研究结论用于认知各具特色的学潮也很难做到周延。但既有研究却存在以偏概全或以整体性结论取代个案研究的倾向，对学运的认知亦陷入简单是非判断，非誉即毁，且说法前后不一。陈西滢在浙江女师大风潮发生后曾大惑不解地说：“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张梓诺。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④本文拟从学生亚文化与北洋时期学运关系角度，做改变这一认识的尝试。需预作交代的是，因“学潮”与“学运”概念边际模糊，没有严格界限，学潮可以走向社会，染上政治色彩，学运在一些地区也可能局限在特定校园之内，本文所说学运，也包括部分学潮；且因中学数量太多而发生学运的典型案例殊少，所作讨论偏重大专院校这一层级，时间则集中在“五四”至北伐前这一时段。
一、北洋时期学生亚文化及特征
北洋时期，随着新式学校大量涌现，学生成为日益重要的社会群体。虽然学生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家庭背景存在很大差异，但共同的校园生活缩小了他们个体间的距离，使之形成明显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学生贵族或许存在，但在教师面前，他们与同学地位平等，并无贵贱之别。在校园里，衡量学生地位的并不一定是家庭背景，而是学业及他对校园内业已形成的价值体系的体认程度。从这个意义说，学生走的是一条共同道路。由于所走道路相同，他们自然把自己看作有着共同问题和需求、利益攸关的特定社会群体。⑤
大专院校相对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为学生亚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条件。据统计，1922年，北京一个城市便有40所大专院校，在校学生数为15440人，相当于全国同类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的41%。上海有13所大专院校，学生3643人，占全国同类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的10%。⑥北京、上海两大城市大专院校学生人数超过全国同类学校学生总数的一半，可见集中程度之高。此外，每个大城市尚有成千上万的中学生。这些大、中学生大多住在拥挤不堪的学生宿舍或廉价公寓里，远离家乡，举目无亲。新的陌生环境使他们容易意识趋同，彼此照应，一致行动。五四前后，学生团体大量涌现，各省、市大多成立了学生会、学生联合会、学生自治会一类组织。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使分散的学生亚文化有了统一的组织载体，有力促进了学生运动的发展。
北洋时期学生亚文化最鲜明的特征是强烈的精英意识，突出特点是对居统治地位的成年人社会秩序的颠覆和反叛。在学生眼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久神圣，“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是基本信条。他们当中许多人恃才傲物，自命不凡。可悲的是，这种强烈的精英意识却与就业谋职时的失落感以及瞻念前途时的茫然心态形成鲜明对照，促使学生前往能够向社会表现自己的领域去活动，以寻求价值补偿和心理平衡。于是各种政治及思想文化运动，成为学生表现自我的最好机会。论出身，当时的学生，尤其是大专院校学生，相当一部分来自稍富赀财的家庭，平日在家养尊处优，濡染熏陶，自认高人一等，入学校后，受新思想影响，强化了既有的地位优越感，也就更加目空一切。当时正在北大念书、自诩“超人”的傅斯年的“一段疯话”，内含“凡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之语，堪称这一现象的绝好诠释。⑦
由于上述原因，学生对政府提要求有时近乎命令方式。五四期间山东学生代表晋京请愿，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总统府派人劝其暂回寓所，听候答复，但代表声称：“外交危局，已届刻不容缓，代表不远千里来京，岂有不见之理！非立见总统不可！”结果徐出面接见并答其所问。按照程序，一些问题须由国务总理批复。于是学生又提出面见总理龚心谌，要其明确表态，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龚亦接见，并答应批复。但学生仍不满意，决定再度请愿，甚至准备发动全国大请愿。因政府已电令谈判代表拒绝签约，请愿才告终止。⑧北洋时期学运，这一案例颇具典型性。类似事件发生时，学生总是将政府看作对立一方，不知在一些事关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北洋政府亦有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就这次请愿而言，总统、总理能面见学生并允其所请，已属难能，但学生总是不满足。通常认为军阀专横跋扈，其实至少就“心气”而言，此时的学生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学生发表文章，公开署名“牧武”，⑨表现了以文驭武、学生地位高于军人的自恃。
　构成悖论的是，学生目空一切，却又表现出明显的崇拜领袖、追随精英的倾向。在其崇拜的思想及学术领袖中，罗素和杜威的影响最直接。1920年代初，杜威、罗素应邀来北大任客座教授。两位西方哲学家在贡献中国学术的同时，对学生运动亦贡献良多。杜威引导中国青年根据个人和社会需要来研究教育，激起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被”发现。胡汉民有一次对蒋梦麟说，各校风潮迭起，就是受了杜威学说影响。罗素则使青年人对社会进化发生兴趣。研究进化原理的结果，使学生同时反对基督教和帝国主义，故传教士和英国使馆都不喜欢罗素。蒋梦麟曾听到一位英国领事馆官员表示，他们很后悔让罗素来华访问。⑩一些教员也对此不满。《民国日报》记述，杜威来华所讲，皆“教育上之德谟克拉西”，叫学生自主自治，注重平民教育，实行社会服务。“某教员”听后大不谓然，对同事说：“请他演讲，是请他劝学生用心读书，听我们的教训。哪晓得他总在叫学生革我们的命，真是岂有此理！”(11)
尽管有人抱怨，在国家内忧外患、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北洋时期，学生社会使命感和政治参与意识与日俱增已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广东新学生社成员宣称：“我们不干涉政治，政治会来干涉我们”，要想不受政治干涉，除非“逃出社会”，但这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投身政治斗争。他们公开表示：“我们学生知道不能站在社会外形成特殊阶级了，在这现在的恶劣社会中更不容袖手旁观了。我们要自首代表国民，领导国民去做群众运动，为我们中华民族谋独立了。”(12)基于这一认知，北洋时期历次思想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几乎都有学生参与。有了“五四”的成功体验之后，学生对政治运动的热情有增无减。
思想和行为偏激是北洋时期学生亚文化的又一明显特征。这通常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方面，学生有学业而无职业，长时间离开父母，家庭观念淡薄。他们大多无配偶、无子女，虽有父母却不必赡养，有戚族却无需看顾，在所有社会群体中，是最无牵挂的一个。这种特定的社会地位铸就了学生敢冲敢撞、敢说敢道、无所顾忌的品性。另一方面，学生接受了近代教育，是各社会群体中比较有知识文化的部分。加之中国近代教育体制不完善，课程设置存在缺陷，完成学业的标准有很大弹性，在一些学校，学生不必倾注全部心力于学业，这就使学生比其他社会群体有更多时间来关心社会政治及民生问题。而校园沙龙、俱乐部、学会、协会及各种小报、刊物，则成为学生群体聚合的场域、介质及相激互励的思想磁场。
由于具有文化知识和强烈的表现欲，学生对宣传鼓动工作表现出极大兴趣。《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旨趣》指出：学生在寻求社会同情时须有两个利器：一是演讲，一是报纸，这两个利器“是表现我们学生思潮的结晶”。(13)对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学生异常重视。例如非基督教运动中，学生就充分发挥了一技之长。《广东群报》报道：在这场运动中，反教学生“对于宣传一科，尤为尽力，除散发周日刊外，并遴选出外演讲，大受社会欢迎。”(14)非基督教运动参与者众多，与学生充分利用了宣传鼓动方面的特长有密切关系。(15)杜威的一位朋友在仔细研究当时50种学生报纸之后说，这些报纸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疑问，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够找出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在一个信仰既定权威教条的国度，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6)
不过学生行为也有内在缺陷，且不免外在因素制约。就内在缺陷而言，学生的生存状态就有诸多可议之处。傅斯年曾对北洋时期的学生生活作过仔细观察，他以北京各高校为例说，当时“学生自动的组织”无多，“有精神的生活”更少，光阴全耗费在“胡思”、“幻想”、“谈天”、“消遣”里，课余无聊，则三五成群，聚成一堆，“天上一句，地下一句”，以打发时光，兼有顾亭林说的南、北两派学者“言不及义”、“无所用心”之病。(17)蔡元培甚至把这类学生称为“不适于科学万能之新时代”的“变相的举子”。(18)
就外在制约而言，无论有多少社会活动参加，学生终归要毕业，考试是绕不过的门槛，这对学生形成制约。陶行知曾对考生心态做过细致分析，认为部分学生平日逍遥自在，临考则诚惶诚恐，一旦成绩位列人后，师友蔑视、父母责备将接踵而至，心中不免焦虑。(19)加之考试内容不出主流文化范畴，内心未必认同，不考有违校规，考则难以通过，进退维谷之际，罢课、罢考遂成无可奈何的选择。北洋时期罢课、罢考风潮迭起，原因固然复杂，但至少部分风潮，包括“五四”之后北大学生发起的“废止学期考试运动”在内，应与学生面临考试难关谋求豁免有关。仅从反对旧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这一“正面”意义上为学生行为作解释，显然不尽妥帖。
更重要的是，学生具有身份的过渡性，经济未能独立，对家庭有依赖。参加学运，往往为父母所不许，一旦冒险参与，家庭经济供给便可能断绝，向外寻求援助，遂成不二选择。全国学总驻会委员龚际飞给廖仲恺写信求援说：“举凡青年学生，经济不能独立，无不恃家庭接济，以维生活，今也高谈革命，为家庭所不许，来源断绝，且又责骂随之”，请廖设法将其委员津贴由每月15元增加至20元。(20)学生如此，学生会更显穷蹩。曾经参加全国学总的罗隆基指出：学生会风雨飘摇，比较中国政府的现状，还危险万分！中国财政破产，已成不争的事实，学生会破产没有？他的结论是：“学生会就从来无产可破！”他说学总自创立起，就在穷困潦倒中讨生活。代表的伙食路费，没有一次不是向私人或公团借取。从前学生会是这样，现在的学生会也是这样；全国学生会这样，北京的学生会又何尝不是这样。今日大借款，明日小借款，与政府有何分别？(21)北洋时期学生运动乍起乍落，难以持久，学生经济上未能独立乃重要原因。
学生长时间生活在校园，受校园文化熏陶，很容易产生社会学家所说的“从众”心理和行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有复杂的成因，虽每次学运当作具体探究，其原因、性质、作用未可一概而论，但以造就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精英为目的的近代中国新式学校的校园文化，可说是北洋时期学生运动重要的催生土壤。
二、亚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学运的影响
学生亚文化以校园为单位而生成，不同的校园因制度及人文环境差异，往往滋生各具特色的学生亚文化。同一学校不同系、科因思想与学术氛围不同，还会形成亚文化分支。这些亚文化及分支对学运有不同的作用与影响。研究北洋时期学运，若不注意多元的学生亚文化所形塑的个体差异，只看到学运的同一面相，会出现认识偏差。比如为同期各校翘楚的北大、清华，就因校园人文环境差异孕育出不同的学生亚文化，对学生运动的立场也有很大区别。
北京大学因学科种类多，校园文化呈多元性状。在程厚之的记忆中，北大理科基础理论课程分量特别重，教学制度极严；甲部预科必修课程有一门不及格，就得留级。故学生都非常努力。文科则另是一番景象。那时文科学生多是“胡适的信徒”，不是醉心于“整理国故”，就是迷恋于训诂考据，对哲学及思想问题的争论，尤为热烈。法科学术空气不如文、理科浓厚，所注意者不是书本内容，而是实际的东西。当时北大男生宿舍，有马神庙的西斋，住的多半是理科学生；沙滩的东斋，住的多半是文科学生；北河沿的三斋，住的多半是法科学生。按照学风看，也有个自然分类，即“西斋的书呆子多，东斋的公子哥儿多，三斋的社会活动家多”。(22)
北大的这些“公子哥儿”和“社会活动家”，需要的只是“将来做官的资格”，所以有一共同信念，即如果当学生时不在官场或社会上搞好关系，毕业后就前途茫茫，无依无靠。因此他们不抓书本，而倾注心力拉关系，搞应酬，在校期间只知看戏、吃馆子、逛窑子。(23)以看戏为例。五四前后，正是北京皮黄鼎盛时期，北大学生有所谓“四霸天”者，均以戏评出名。他们大抵以童伶为抬捧对象，白牡丹最漂亮，曾引起学生观众中两派的斗争，有时一出台就在茶室引发互摔茶碗的骚动。(24)
冯友兰曾指出，北大和清华在解放前的中国教育界，各自代表一种风格。北大就文科而言，所讲虽不是应科举考试的“举业”，但多数学生思想仍停留在科举时代，还是以学校毕业作为博取功名利禄的手段，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获取举人、进士资格。当时入文科的人不多，一般人认为，既然最后总是做官，不如入法科，学一点政治、法律，比较吃香。为招收文科学生，北大只好开方便之门，降格以求。当时认为大学毕业是一种很好的资格，因此入北大也要有一定资格，就是大学预科毕业。报考时须交文凭，不准用同等学力。只有文科可以不交文凭，用同等学力报考。
学术上，北大和清华亦取向迥异。北大哲学系强调阅读“哲学经典”，注重哲学史。清华哲学系强调“哲学问题”的分析解决，注重“创作”。冯友兰批评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不能学好，至少可以有些哲学史知识。清华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成功，可以成为哲学家，如果不成功，就什么也不是，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史学方面，北大注重史料的搜集和考订，清华着重历史事实的分析评论。1928年以后，清华、北大互相学习，出现所谓“北大清华化，清华北大化”倾向，但各自特点仍部分存留。(25)
曾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傅斯年，对北大学风提出过尖锐批评。他认为北大的风气，严格地说“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这并不是我不满之词，是希望大学更进一步去。大学之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这样的精(神)大发作之后，若没有一种学术上的贡献接着，则其去文化增进上犹远。……今北大之科学成绩何若，颇是可以注意的”。(26)傅斯年对北大注重议论及偏重贡献舆论的批评，解释了北大何以频频发生学生运动的原因。(27)尽管所言“北大风气”系特指文科，但在思想趋新的时代氛围中，活跃的北大文科明显屏蔽了理科在观察者视域中的存在。
清华则不同。尽管斯时民族主义高涨，清华的校园空气却明显崇洋。潘光旦说，当时外界及学生家长对清华颇多责难。在“抵制美货”运动余波尚存的年代，还如此推崇美国，凡事都模仿美国，让人难以理解。潘氏认为，后来清华对高等科的汉文课目之所以予以较多关注，在他们这一届学生出国前后的一两年里，学校之所以特邀梁启超等著名人物开临时选修课，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鸟瞰”、“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以及后来创建“国学研究所”，都和这一因素分不开。他揣测学校当局这样做，主要动机是想借此“杜塞外界的批评责难”。外界责难犹在，说明当时清华仍未改掉崇美风气，学生处在清华园中，不能不受影响。
经济上，清华与当时财政拮据、教师索薪风潮不断的国立学校也形成高下落差。由于有庚款资助，清华堪称“贵族学校”，师生一般没有太多的经济困扰。当时清华学生一年的花费一般在一百元左右，不少师生都带佣人。与北大一样，清华也建立了学生组织，却模仿美国校园生活运作，学生较少有参与现实政治的冲动。潘光旦回忆说，清华两科八级各有级会，遇事开级会决定。1919年起学生向学校申请成立全校学生会组织后，有了校级代议机构，称为“评议会”，由各级会推选“评议员”组成。1920年后，学生要求成立“学生法庭”，选出审判官与检察官。校方居然拨了一笔钱，为其缝制“法服”。当时盛传美国有几个大、中学校搞“学生共和国”试验，十分新鲜，清华师生中有人想如法炮制，故有成立“学生法庭”之举。(28)
除北大、清华，同期国内许多学校也都表现出各自的学生亚文化特征。五四时期，北京高师不少学生虽积极投入运动，但在林砺儒看来，他们只是出于一腔爱国热情，为学生团体效力，很少挟为资本，变成“学生政客”，这与其他学校有所区别。由于推崇“教育超越政治”的理念，教师多不问政治，学生亦受其影响。五四前后，高师流行“新教育思想”，提倡启发个性，反对权威束缚，颂赞理想，不满现实。但这种思想对既有政制容忍，对革命旁观，是一种“改良”性质的主张。在北洋时代，政府官员对教育较少过问，高师的书生们得以关起校门自命清高，学运也因“改良”思想的提倡，控制在适可而止的范围。(29)与高师相类似，北工大学生表现多“稳健”，原因在于“该校为民治(国民党民治主义同志会)大本营，《民生周刊》即设于是”，故其对学运之立场，每与“激进”的北大学生相左。(30)
在新文化运动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大环境中，一些开办不久的女子学校的学生亦表现出被“解放”之后的思想活力，所在学校校园文化颇具“新文化”特色。曾经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黄英(庐隐)1919年考入北京女高师。她后来回忆在该校读书时的情形说：当时正值国家多事之秋，学生“如同发了狂似的，今日这一个团体开会发宣言，明日那一个团体请愿，游行大示威”。她整天为国事奔忙——天安门开民众大会，总统府请愿，十字路口演讲。(31)在校内，她与陈俊英、王世瑛、陈定秀等结成小有名气的“四公子”小团体；在校外，她担任北京高校福建同乡会副会长，与郑振铎、高士其等福建男同学有较多接触，成为推动女高师学运的积极分子。而北洋女子师范学校因有“北洋”背景，虽同为女校，却“封建守旧，校规甚严”，呈现出另外一番光景。(32)
南方因风气开通较早，各类学校并存，学生亚文化多元，对学运的发展利弊参半。以广州为例，该城在五四期间成立4个学生联合会，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省会学生联合会和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前者以高师学生为基本队伍，联合岭南大学、省立女师及南武、培道、真光等中学组成，主张“学成救国”，反对从事现实斗争。后者以公立法政学校、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为发起单位，提出“读书不忘救国”口号，主张参与现实斗争。两会所属学校差异甚大，时人有“高师穷，法政翁，岭南富，真光猪”的说法。各校自有主张，各行其是，作用往往相互抵消。以抵制日货运动为例，此项运动系广东支持北京学运的重要内容，由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发起。但运动兴起后，省会学生联合会不予配合，甚至拆台，致使运动未能长期推进。(33)到北伐前夕，沈宝同都还在感叹：“过去的广州学生运动是分裂的，各派意见和行动是冲突的。”(34)
有时，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的学生“串联”，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不同亚文化之间的融汇，能对异地学潮起到推动作用。五四时期就读浙江一师的曹聚仁回忆说：当年他们这些投身五四运动的年轻人，身在庐山中，其实并不了解运动的真正意义。那年暑期似乎提前放假一月，到秋季开学，整个学校风气都变了，老是罢课游行，很少有一星期完整的课可上。他清楚记得，第一次从北京到杭州来发动学生运动的人是方豪，痛哭流涕演讲了一阵子，大家就跟着他走了。“又有一回，我们罢课罢得实在厌倦了，学生自治会通过了复课的决议。晚间，北大来了一位代表，要我们召集紧急会议，经他一番演讲，又全场通过罢课的决议了。我隐约记得，这位富有煽动性的代表，便是许德珩。”曹说这两件事，对于他这样的青年，“是一种新鲜的刺激”。(35)
但更多情况下，不同的校园文化会形成各自特有的氛围，异质文化进入之后会难以适应。以北大和北洋大学为例。北大在蔡元培长校期间，兼容并包，提倡思想与学术自由。北洋则相对“保守”，校规綦严。学生不许与闻校务，年终考试，一门不及格便降级，两门不及格就开除，考完后五日内发榜，决定去留。两校相较，北大似乎十分“开明”。但正如沈尹默所言，主要受学经历是在科举时代的蔡元培也有认识局限。北大原来分工、理、文、法、预五科，蔡长校之后，也许是受“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观念影响，力主将工科划归北洋，停办法科，使北大专办文、理二科，预科照旧。1917年，京、津大学(校)院科系调整。北大只办文、理、法的预科及正科，停办工矿的预、正科；北洋大学则专办工矿预、正科，停办法科的预、正科。从当年秋季开学起，北大理工预科毕业生愿升工矿科系者，送北洋正科肄业，以后不再招收工矿预科新生；北洋法预科毕业生送北大正科肄业，以后不再招收法预科新生。(36)
殊不知因两校亚文化差异，此举很快引发矛盾。北大预科学生，受蔡元培办学理念熏陶，升入北洋之后，普遍不能适应，对于美国教员的严格要求，“感到愤懑，不能忍受”。故当升入北洋的北大预科学生达到三个年级，数量和比例增大之后，矛盾激化吴思潇，酿成学潮。学生拒绝上某些美国教师的课变种鲨鱼人，美国教师则商定，如果学生对一些教师罢课，他们就全体罢教末日尸皇，双方均不让步。北洋校方最后作出开除180名学生的决定。学生走投无路，向教育部请愿，未获照准。不得已向蔡元培求助，得到承诺，决定北大继续办工科撒哈拉奇兵，以便让升入北洋的北大预科生转回北大完成学业。(37)但北大续办的土木、矿冶各3个班，教育部均不承认，理由是北大已决定不办工科，且这批学生已被北洋开除并报部备案，不能再入国立大学。经蔡元培近半年力争，教育部勉强承认，学潮才算告竣。(38)
类似善后措施为激进学生免却了后顾之忧与魅共舞，从而鼓励学潮，建构起学潮不断发生的激励机制。发展到后来，被开除的学生甚至可以“出校创校”。如1924年5月厦门大学学生罢课，要求校方收回解聘部分教师的决定，而校方恃“校主”陈嘉庚支持，坚执不允，部分学生被迫离校。但在国民党支持下，有关方面决定创办大夏大学，以收容离开厦大的学生。国民党元老马君武担任该校首任校长刘馨圆，更让闹事学生大为振奋。后来大夏大学也因内部党派斗争发生学潮，被开除学生多达50余人，广东大学此时则扮演了大夏学生“收容所”的角色。(39)接下来上海大学又效法广大。1925年8月在南方大学反对校长江亢虎的学潮中被开除的学生刘荣简，就转入上海大学继续其学业，后来成为中共上海学生委员会委员。(40)
综上可知，不同校园的学生亚文化对学运影响差异甚大。比如北大，几乎被认为是五四及尔后民族主义持续高涨年代中国学生运动的策源地，显然与该校一度盛行的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有关。至于被视为近代中国学运基地的广东大学、大夏大学、上海大学，则与国共两党在这些学校的宣传组织活动存在关联。而与北大同处一城的清华，又形成明显反差。潘光旦回忆说，清华的学生运动始于五四昭和维新之歌，从此对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学运，可谓无役不与。但清华的学运存在“先天的困难”，即学生对“帝国主义”缺乏批判性认识，似乎都认为美国是帮助中国的朋友，因为每个清华学生都是受惠人，加之学生会领袖通常由高年级学生构成，而高年级学生，当年或一二年后又要出洋，成为更直接的受惠对象。因此，学校对付学运时，总拿这一层来挟制，停止或延缓参与学运者出洋的权利，对学生运动起到了阻滞作用。1922级曹新丽，即潘光旦所属的一级根本没有履行缓期出洋的处分，原因在于当年春天，出洋期近，全级60多人，除8人以外，集体签具了“悔过书”。(41)至于其他学校，如上文提到的北洋女师大以及未曾提到的在国外注册、按照外国方式管理的教会大学，也相对不易发生学运，即便发生，原因也往往是在外部而较少是在内部。(42)
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时人心目中，学校的优劣通常视校园文化特色特别是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状况而定。对此，蒋廷黻曾作过观察和分析。他说，中国大学受外界影响，已沦为“政治剧场”，然其受影响程度如何农门医香，须视相关力量的消长而定。若学校办得好，能启发学生的求知欲，就会产生免疫力，使之少受外界干扰，安心求学。反之，他们就会卷入政潮，荒废学业。因此，中国大学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也代表了学生的好坏。他认为，中国最坏的大学就是所谓“野鸡大学”(diplomas mills)。这类学校很少注意教育问题，专事煽动、演说、运动，去拥护某一方面或反对某一方面。所以，一旦学生在某地闹风潮，人们通常认为参加者一定是“野鸡大学”的学生。(43)蒋氏的结论系基于自身立场观察所得，不无片面，但至少揭示了部分时人对学运与校园文化关系的认知。
三、师生纠葛与北洋时期学潮起落
学生亚文化系校园文化分支，而构成校园文化另一载体的教师翟惠民，因属精英阶层，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社会主流文化，故师生关系也间接反映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学生亚文化又是成长中的文化，具有一定的边缘性和反叛性。由于学生不甘边缘，普遍有着占据主流的冲动，学生亚文化的成长方向往往趋向“主流”，两者既相互渗透交叉，又表现出一定的排斥离异特征。这种现象决定了师生关系的复杂性万峰语录。在近代中国学潮不断的背景下，教师不一定总是居于主导地位，学生也不一定总是匍匐其后，亦步亦趋。相反，一段时间内，师生关系上太阿倒持、主从易位的现象几乎司空见惯。有时候，师生会站在同一条战线，有时又明显处于矛盾或对立位置。研究北洋时期学运，若不观察传统师生关系发生的变化，将很难得出圆通结论。
五四之后，一些教师恪尽职守，诲人不倦张钰凰，对学生有“读书救国”，以图长远的规劝。学生中亦不乏听从规劝，转而潜心学习，加强个人修养的事例。“新潮”同人五四之后的道路选择证明，通过蔡元培、胡适等教师的规劝，部分学生转向。(44)对此，已有学者作过研究，毋庸赘述。
但研究者通常只注意到师生关系良性互动一面，忽略了相反一面。北洋时期学校中师生关系其实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理想，在传统崩坏的大背景下，“师道”早已失去昔日的“尊严”。对此，曾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记述说：今日学校环境之内，教师与学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之习惯与时尚，舍教室中讲授之时间而外，几于不相谋面。古时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从游既久，濡染观摩之效，不期而至。“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45)
这种状况固然反映了反传统纲常伦理的“新文化”的内在规定性星河步兵，但与中国大学教师资格规定甚宽，教授学养不够，难以得到学生信仰亦不无关系。而斯时的大学生，虽良莠不齐，其中佼佼者，却足令很多教授自愧不如，不敢“好为人师”，两者关系，故常倒置。蒋梦麟接替蔡元培长校后初次见到的北大学生是傅斯年和罗家伦，感觉“两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将，不但善于谋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笔，好比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46)有时，优秀学生甚至一言九鼎，可以决定教师去留。胡适就因得到傅斯年首肯而在北大讲台站稳脚跟。由于大学生地位极高，尤其是曾为“京师大学堂”的北大的学生，俨然“翰林”，让人向往，有时甚至出现陈汉章那样学富五车、功成名就，以至北大都希望礼聘其执教，他却宁愿入学读书，希望获得学生身份认同的匪夷所思现象。(47)
　近代中国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教育也不例外。学者揭示的“先生跟着学生跑”的现象表明，斯时中国教育正发生转变。清末以还，“激进化”成为时代特征，在不断趋新的追求中，一切都变动不居，中国已“失去重心”。而所失重心，既包括政治、军事重心，也包括思想、文化及学术重心，社会关系亦随之变化。于是，原先处于边缘的学生也就移居中心，校园内的师生关系，遂失却本应有的相容与和谐。
1925年，张友仁著文感叹：曾经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都颠倒了。从前是学生“巴结”先生，现在“先生却要巴结学生了”。先生要保住自己的饭碗，学问不好又想学生不反对，想做校长，想排斥与自己关系不好的同事，凡此种种，“都要巴结、运动学生”。(48)如果不“巴结”或“运动”学生，就可能惹来麻烦。夏丏尊的遭遇堪称典型。曾在该校求学的曹聚仁回忆说：他与夏先生认识时，夏正担任舍监，成天忙于“对付学生”，同学们都对他没有好感，但又很怕他，只有另找一对象出气。同学当中，有一人和夏先生长相相近，大家就“指着和尚骂秃驴”，一切冤气都往那同学身上发泄，导致很多尴尬事情发生。(49)夏丏尊素以思想开明、关心学生著称，担任“舍监”后，与学生关系尚且如此僵持，其他人更不难想见。
师生关系发展到对立甚至敌视的现象也不乏其例。五卅以后，学生中开始有“反动教职员”的提法。甚至有学生称军阀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而“教育家”是“走狗之走狗”，用心险恶，须加防范。(50)在激进学生眼中，“大多数教职员，不是求官不得的穷途政客，就是清末各地府师范、道师范、速成师范半年或三个月毕业的‘冲头货’，此外尚有民国以来国内外毕业以抢饭碗，造成北大、南高、北高、武高、东洋、西洋等各色‘系’‘派’为能事的宝贝”。这些人为“立党派、抢饭碗、见厅长、捧督办”忙得不亦乐乎，要他们尽职教育，“比想帝国主义不侵略中国还难！”(51)
一些学生擅自处理校务，甚至决定校长选择、教师去留，也导致师生关系趋于紧张。(52)1925年秋，河南因各校更易校长，闹得不可开交。河南全省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提出对于教职员去留应取态度。关于校长的标准，主张：“应该由各校学生会以全体同学最大多数之议决，规定校长标准及办学程式，宣言全省。凡合此标准程式，向学生会誓愿守此标准程式者，准他入校为‘长’……否则一律拒绝。”校长职权规定为：“校长只是一个立宪政治中之英国皇帝——一个对外领款回校、代表学校聘请教职员的机械。”至于教职员的去留，宣言主张：“去留完全以学生的公意为进退，不准校长有一点私意，上下其间；这样，便自然可以扫清那一切所谓北大、北高、东大、武高等地盘主义的党派了蒋昌健！梁天云”(53)激进学生及学生组织之权势，可见一斑。
此外，由于教师构成复杂，北洋时期各校派系众多，壁垒疆界，划然区分，“激进”学生结集在崇洋趋新的教师周遭，“稳健”学生则以维护传统的教师为治学楷模，所受思想熏陶不同，直接影响到不同阵营的师生关系，致使两者间本应有的信任大打折扣。1918年12月，傅斯年和罗家伦响应新文化运动，办《新潮》杂志，陈独秀就对他们心存疑虑。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中说：《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稍逊，傅在研究所也单认黄侃文章中的“文”，可见一年前还是黄派中坚。但到年底，就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么大的改变人的法力，曾问周作人：“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周虽教过他们这一班，却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54)
值得注意的是，在师生关系背后，有时还掺杂有非理性因素和复杂的利益纠葛。以北京女师大学潮为例。参与学潮的学生一开始有诸多顾虑。许广平事后曾坦承参与驱杨不是由于认为应该如此，而是“不甘退让”的性格使她做了本不愿做的事。(55)女师大驱逐校长杨荫榆，直接诱因是学校评议部将闹学潮的学生自治会职员6人开除，背后的原因是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长教育后对学风的整顿，而杨是认同并认真执行整顿措施的。杨荫榆并非平庸之辈，而是曾经留美的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她的“过错”在于刚一回国，对女师大状况尚未摸清，便贸然实践美国式办学理念，学生难以适应，引起反弹。事情闹大后各方对学潮的态度，暴露出远比事件本身复杂得多的利益纠葛。马裕藻、周树人等“六教授”发表宣言支持驱杨，如所周知，原因在于“六教授”中有5人属“某籍某系”(浙江籍、北大中文系)，受到蔡元培信任，站在蔡的立场，对章士钊表示蔑视，对章任用杨荫榆不满，于是支持学生反杨。研究者虽不必在此穷究是非，但至少可以看出，在北洋时期形式多样的师生关系背后，其实是存在复杂的思想分歧和利益纠葛的。
更有甚者，一些虚幻的“利益”往往也成为学潮动因。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董惇士任秘书长，以严复抽鸦片为由，示其辞北大校长职。严复被赶，抽鸦片是台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北大不服教育部管。严复一向不把教育部放在眼里，除了他的来头特别大，还在于他手中有一个6万两存款的存折，这个存折是东清铁路股票，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蔡、董二人到部后，命严复交出，遭到拒绝，教育部必欲得之，示其辞职。这个6万两的存折，其实是空的，一个钱也没有。不过虽是空头存折，严复却可凭他的面子去几家银行押款。北大在严长校期间，确也仗着这个存折解决了一些经费困难。但这个存折的内幕，教育部并不知晓。沈尹默后来曾听道胜银行买办沈吉甫谈起此事。何燏时代理北大校长后，教育部也命其交出存折小学安全教育主题班会，而各科学长不同意，鼓动学生反对，闹出学潮。(56)
　当然，教师支持学潮并不全如上述事件那样空穴来风，一些理由甚至堪称充足，但结果往往作茧自缚，反过来成为学生的攻击对象。以北大为例，五四之后，因学生情绪及行为的强大惯性，学潮已难“刹车”。曾经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忧心忡忡地说：各地学生既得全国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不免因五四示威游行的胜利而“骄矜自喜”，各学府与政府从此将无有宁日。“但是北京大学本身却成了问题。蔡校长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这时已经辞职而悄然离开北京。后来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57)
出于亡羊补牢的考虑，事后蔡元培对学生提出以“读书救国”和“加强修养”为宗旨的三点忠告。但他没料到，对其忠告，曾经对他顶礼膜拜的激进学生非但不领情，反而逐一批驳。一篇署名文章指出：学生并非不愿“有充分修养，以备将来救国”，但他们感觉最痛苦的，是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交相压迫的中国现状：兵匪遍地，内战不息；多数学生的家庭状况，日趋破落衰败；教育经费克扣殆尽，“不良教职员”充斥，多数学校沦于倒闭之境地。处此环境，学生纵然希望潜心读书，也是办不到的。况且，在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全体民众一致奋起尚且不遑，学生岂能埋头书本，不问国事？一言以蔽之，“安静读书、以备将来”之说“是段祺瑞、章士钊及各省军阀、教职员所用来镇压学生运动，早为东交民巷诸列祖列宗所拍掌叫绝的符咒”，断无服从之理！(58)
不难看出，被蔡元培“多元化”主张激发出政治参与热情的学生，受群体亚文化支配，对其师尊已经没有昔日的景仰。五四之后，蔡元培曾晦涩地表示，是“道旁”喝彩的小儿捧杀了“君马”，说自己想歇息了，暗含对此前支持学潮的解释。然而结合学潮中师生关系的复杂面相观察，究竟谁是狂奔至死的“马”，谁是喝彩不停的“道旁儿”妖街皇后？恐怕有待斟酌。蔡元培多次因各种理由辞北大校长职，而北大学生为挽留蔡也多次发起罢课学潮，这种学潮与蔡一贯主张的自治与多元有内在联系。从身份认同角度观察，蔡在学潮发生后极为尴尬。一方面，作为有国民党背景的政治家，他理所当然要支持反北洋政府的学潮，而学潮客观上也加重了他与北洋当局争斗的砝码、提高了他的声望地位；另一方面，作为教师和大学校长，他又负有教育学生、维持学校正常秩序的责任，故在借重学潮的同时，又对学生进行规劝。他在事后自辩性质的表态，反映出他内心双重压力下的紧张。而北洋时期的学运、学潮，透过蔡与学生的关系纠葛，折射出难以离析的复杂光谱。
四、学生运动中的“政党运作”
蒋廷黻在考察近代学生运动之后发现，在中国，由于对知识始终一贯的强调，读书人受到普遍的社会尊重，学生在社会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清末以降，革命运动兴起，教育和革命结缘。每个政党都在争取学生，试图左右学生运动。(59)曹聚仁也注意到政党与学运的密切关系，认为从五四起，青年学生开始面向社会，唤起各界关注。当时各省、市都有学生联合会，后来又在上海成立全国学联总会，这样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为以往不曾有。但因学生活动有时空限制，大多只能在课余进行，学生运动“就由国民党、共产党这两个比较有时代感觉的政团来先后运用”。(60)可见政党“运动学生”之说，早有所本。
唯此说缺乏对学生亚文化的观察，把学生看成单纯的受动者，不无缺憾。事实上，正是学生亚文化具有的各种特质，为政党与学运结缘提供了契机。如前所述，学生具有知识文化，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握有军阀多少感到畏惧的宣传工具。国共两党从事国民革命，其“主义”宣传非常人所能胜任，故须借重学生。另一方面，学生虽有参与政治的热情，却无独立经济来源，且组织分散，难以持续推进社会政治运动，需要寻求支援。政党与学生各有所求，双方一拍即合。
但政党与学生利益及思想诉求也不尽一致。如前所述，学生(本文主要指大专院校学生)大多来自社会中上层家庭，他们中不少人祖、父辈就是统治集团成员，至少部分学生是不愿从事与其家庭和教育背景不相容、且与自身利益多少背离的活动的。
当是之时，共产党、国民党及青年党都意识到了学运的作用。各政党中，国民党的作用相对突出。以广东为例，“可以说大学生都是同情神秘的无政府主义的，或是受国民党所操纵的”。(61)北京情况亦类是。北京地方团的一份意见书指出：S.Y.(社会主义青年团)“既不能有一个国民革命的确定政纲可以博得一般青年的信仰，又无比民党更高的地位的组织可以号召”，因而不主张离开国民党去另行建立推动国民革命的“统一”的青年组织。(62)因国民党注重学生工作，国民党领袖受到学生追捧，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力子成为学生心目中的政治明星，其书房所挂“青年导师”条幅，就是全国学联主席狄侃书赠。(63)
当时中国共产党正致力国民革命，推进国共合作，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其在学生中的许多工作都是以国民党组织和国民党人的身份开展的。北京地区S.Y.的181名成员，几乎全部加入了国民党并以该党党人身份从事活动。(64)由具有双重身份且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的党人开展的学生工作，账是否都应记在中共名下，尚有讨论空间。在国民革命时代，三民主义受到学生界的较大认同。罗方中回忆说，当1924年读到国民党“一大”宣言时，他甚是高兴，“觉得今后参加革命，可以加入国民党而不一定要加入共产党了。因此，很快就邀集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团体，准备加入国民党”。(65)在四川，共产党负责人王右木，“自从得知中央议决与民党合作”，被国民党任命为宣传部副主任，也“死心于民党了”。(66)据1925年4月的统计，全国学联会议北京各校代表中属于S.Y.“同志”者为23人，属于国民党及所属民治主义同志会、无党派者为61人，S.Y.居少数。(67)
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共作用的否定。中共及其下属组织S.Y.创建伊始就十分重视发动青年学生参与革命且有所建树，但当时中共没有地方政权作依托，经费拮据，因而很难在经济上支持学运。比如北京S.Y.就因“各团员纳团费者无几”，经费紧张，在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要“以必死的决心，催收团费”，并“强制推销团刊及《中国青年》”，以纾解困难。(68)而学生靠拢政党，如前所述，很多情况下都是希望得到经济扶持。
相对说来，中共对涉外反抗运动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较为明显，但由国内政治激发的学运，运作起来就比较困难。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份决议说，自青年团第三次大会之后，四个月来，在广州方面虽有新学生社开展公开的学运，但S.Y.的社员不多，活跃分子更少，故新学生社组织，只起到对外发表主张、发起或加入各社团之群众运动等作用，“并未做到能左右广州学生的地步”。当年九月召开的全国学联大会，虽然通过许多关于国民革命的议决案，广州学生会代表且提出拥护孙中山组织政府案，但闭会之后，学生又回到原校去“读死书”，把所有议决案都忘记了。而广东S.Y.在学生中所做工作，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发动学潮，而是“调处学潮”。(69)在北京，S.Y.的状况也不容乐观。贺凯在致团中央的函件中说：“近二年来，内部涣散，盖大多数同志均不明本团主义，故无兴趣。所以他的做事行动，好像与本团漠不相关。所有活动做事者，作来作去，仍然不过是几个少数人而已。”(70)
一些情况下，因学生亚文化多元，学潮兴起后，学生中会出现反对派，使政党对学生的“运动”遭遇困难。以1923年彭、蔡之争引发的学运为例。蔡元培辞职后，北大学生开会，除提议驱逐彭允彝外，并有攻击国会的激烈表示。然而，正当学潮如火如荼进行时，法专学生会发出公函，否认该校有加入此次运动之情事，称象坊桥畔的请愿者“皆系假借本校学生名义之行动”。并特附“致各校请愿挽蔡团”函，指陈彭、蔡之争背后的党派关系，以划清界限。(71)在1924年发生的中俄交涉示威活动中，虽北京的S.Y.成员已增至300余人，但大多不认同社会主义，甚至有人怀疑S.Y.“助俄”系“受贿”在先，内部发生冲突，形成“高师与北大两派之分”。北大与工大学生亦关系紧张。工大学生认为北大多“过激派”，接受俄国资助，“对于中俄交涉始终抱定与北大代表立于相反之态度”。在北大学生领袖内部，朱务善与黄日葵也发生争执，“各造势力，弄得团体内部乌烟瘴气”。五卅之后，北京学生组织因“主张不合”，一度分裂为学生联合会与沪案后援会，“两两对峙，门户各立”。(72)类似情况频频发生，使政党“运动学生”的空间大大缩小。
这种对立时常因地域区别而加剧。五卅运动中，南昌和九江学生的立场就明显不同。九江有中学八九所，学生一千五百余人，也成立了学生会，但S.Y.力量弱小，被其视作“同志”者只有一人。当地学生会循规蹈矩，“闻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即吓死了”。五卅之后，S.Y.力量较大的南昌学生会见九江方面“抵制仇货”不力，特派60余人前去宣传。九江学生闻知，立即报告当局，说有南昌学生乘车前来鼓动，“将来闹出事来，我们不能负责”。地方当局随即派出武装警察，阻止学生下车，南昌S.Y.的努力遂成泡影。(73)
有时，由于政党力量分布不平衡，学运会因政党背景不同而形态各异。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为例。上海是中国最大通商口岸，新思想传播较快，共产党影响力较大，学运偏向激进。广州是国民党的地盘，该党既要鼓吹革命，又需稳固后方，虽派人前往北方地区发动学潮，却不鼓励学生在其统治区域内闹事，故学运尚有克制。(74)北京是北洋政府统治中心，国共两党都极力在那里鼓动学潮，但因保守势力强大，针对外国势力的学潮尚有一定生存空间，涉及国内政治的学潮基本受到压抑。《新青年》编辑部最终迁往上海，非基督教运动在上海形成激进的反帝政治运动，在北京演化为宣传科学、民主的文化运动，在广州却表现为汪精卫等政府官员领导开展的有序的反教运动，即反映出政党作用的地域差别。(75)
此外，由于校园内党派构成复杂，有时学潮会反过来对鼓动学潮者主持的学校构成威胁，从而削弱政党对学运的操控力。1926年初，青年党在上海大夏大学组成大夏青年团，势力甚大，与此前进入该校的孙文主义学会一道，共同抗衡国民党左派。致使本来极力主张参与政治的国民党左派反其道而行，发起“读书运动”，试图造成性质相反的“学潮”。不料却遭校方压制，左派学生雷荣璜、陈文、吴君辈被开除，因学潮相继离校者达50余人，形成大夏学生“南返”广东大学继续学业的奇特现象。(76)
大致说来，北洋时期学生与政党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状况。这与学生亚文化有密切关联。从前面所作分析可知，学生普遍具有精英意识，自视甚高。这种自负通常与其学养成正比，学养越高越自负，就越难“运动”。S.Y.北京地方团曾感叹：“社会地位愈高的学生群众——大学生，能够使他们投入我们的组织而来诚心诚意作无产阶级革命，便特别困难些鲁昕儿。”(77)社会团体间的作用在此表现出双向互动特征，或许政党认为自己是在“运动学生”，但谁又能断言学生没有利用政党甚至改造政党的主观预设？实际上，学生对其受政党利用的说法从来就不以为然。《中国学生》曾载文对全国学联已被S.Y.控制的说法予以驳斥。(78)所言虽有规避“赤祸”之考虑，亦有部分事实在焉。
退一步言，即便北洋时期学运有朝着政党“运动学生”方向转化的趋势，政党与学运的关系也是动态而非凝固的。在操作层面，政党能否运动及如何运动学生，因时空范围不同，会有不同的考量。并非所有政党都有这一政治需求，需要这样做的通常只是在野党或区域性的执政党。但“在野”系一相对概念，因政治军事实力消长，在野党的活动区域处于变化之中，其对学运的需求也有所不同。在敌对势力统治范围，学运被当作利器加以运用，一旦到了自己的统治区域或实现在全国执政，转为“在朝”，态度就会改变。而学生对曾经“运动”他们的政党，态度也会与时转移。这从另外的角度提示了政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运动学生”的思考。
在这一问题上，国民党的变化最为典型。北伐期间该党还在为推进国民革命而“运动学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伊始，便幡然改变立场，开始对学生运动加以限制或压制，引起学生反弹。1927年8月全国学总发表《拥护学生本身利益宣言》称：总会以领导学生，追求国家、民族及民众的解放为职志。但自革命进行以来，学生无负于革命，而革命之结果却大负学生；虽在革命势力所及之地，学生利益仍无保障。“本会受全国革命同学的寄托，承九届大会的提携，今后誓以全力拥护全国同学的利益，贯彻全国同学的要求，凡有剥夺学生利益以利私人者，皆认为全国同学之仇人，亦即本会当前之死敌，愿以革命的手段扫除之。”(79)此时北伐取得初步成功，南京方面已无“运动学生”的必要，故出台压制措施，而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的学生觉悟自身利益受损，奋力抗争。
此后，当“统一”大局底定，国民党需在全国范围从事建设而非破坏工作时，其对学运的态度进一步改变。1928年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对学运作了检讨，称“未成年学生”参加政治斗争是“今日最痛苦之事”。认为政治及社会运动关系国家及人民利益，参与此种运动者须有“实际利害之认识与正确智识之判断”。但青年男女身体精神发育未完全，基本之智识经验未具备，即个人生活亦不能无成年人监护，何况国家社会之大事！放任其自由行动，“是不特将民族可爱可宝之未来生命付之无代价之牺牲，亦直是以国家社会全体之生命，作儿戏之试验品也”。(80)
通过这番表示，国民党回到了政治对手北洋政府对待学运的立场。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被认为处于南、北政治中间地带的蔡元培明确了身份认同，从曾经的学运支持者变成国民党压制学运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以至招来周作人“晚节不保”之讥。(81)而北洋时期的学生运动在经历波澜起伏的发展变化之后，以此为标志，画上休止符。
五、结论
以上论述可归纳出四点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结论：(一)北洋时期中国新式学校已形成具有时代特征且取向趋新的学生亚文化，这种亚文化乃斯时学运与学潮的重要内驱力。(二)学生亚文化以校园为生成单位，因各校制度及人文环境差异，其表现形态多元，学运性状也不尽相同，认识评价时须兼而顾之，否则将失之偏颇。(三)由于社会激剧转型，传统崩坏，师生关系亦随之变化，学生从边缘向中心位移，其在学校中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师生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具有利害关系的矛盾或对立的两方，似不宜简单以教师辈在时过境迁之后对学运的评价作为分析认知的标准。(四)考察政党与学运的关系，应考虑亚文化因素。政党固然希望运动学生，但学生并非单纯受动者。在各政党中，国民党的作用较明显。在国共合作背景下，由具有双重身份且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的党人开展的学生工作，账是否都应记在共产党名下，或还可商榷；而国民党对学运的利用与时转移，没有始终一贯的立场，故不宜笼统讨论政党对学生的“运动”。
这种基于学生亚文化的分析或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北洋时期的学运。非誉即毁的简单评判显然无法全盘揭示学运的面相。本文开篇曾引述陈西滢关于学运对错变化的感叹，陈氏可能没有料到，数年之后，随着政权更迭，“几乎没有错的”学生又变成“几乎没有对的”了。如何才能避免这种认识现象重复发生并对北洋时期学运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符合认识规范的做法就是回到历史，探究时人认知，尽量避免简单列举事实、以偏概全的方法。而时人所作带有社会学性质的问卷调查，正合此旨。
1923年秋，举办二十五周年校庆之际，北大学人作了一次问卷调查，接受调查者包括前往致贺的各界人士和本校师生。调查者设计了10个问题，其中第9问为：“你对于目前学生运动有何意见？”调查结果被归纳为极端赞成、极端反对和表示赞成而含有希望条件三种意见。从得票数看，极端赞成者为232票，其意见大率为：社会麻木，非学生出而救国不可；学运成绩很好，但须往民间或到军队中去，为大规模有组织之政治运动，乃见效果；学生应多做革命宣传功夫，与平民联合；学生宣传力很大，应加强团结，反对英、美等。赞成而含有希望条件者190票，其意见为赞成学运却不赞成学生之过激行为。极端反对者286票，其意见大率为：学生力量已成强弩之末；学生专出风头，借运动群众以利一己；学生毫无实力，组织运作不公开，爱吹牛皮，躁而不静，浮而不实；学生为求学时期，宜努力修养，以备他日用。综合调查结果，赞成学生运动者共422票，占总票数的59.6%；反对者为286票，占总票数的40.4%。(82)
　毋庸讳言，北洋时期学运存在很多不成熟甚至可指责之处，一些学运明显暴露出学生的幼稚与鲁莽，以至时人有贬称学生为“丘九”者。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出版的《新名词辞典》对“丘九”一词下作定义：“五四运动后，学生参加社会斗争，每不免有鲁莽的行为，一般人认他们不亚于任性的军士，称之为丘九，盖喻其堪与丘八相伯仲也。”(83)北大问卷调查有40.4%的人对学运表示“极端反对”，虽反对动机不一(有出于爱护学生而反对者)，但至少可以推测，对于学运的缺陷，部分时人已感厌恶。
但学运并不因此磨灭其历史价值。就北大此番调查反映的情况来看，赞成及含有“希望”条件赞成者占总票数的59.6%，明显居于多数。之所以赞成者居多，与学运反映了时代的基本诉求有关。五四后，学生运动的大背景是深重的国家民族危机和生灵涂炭，学运的根本目标是救亡图存，尽管北洋后期的学运缺陷日益暴露，引来訾议，但推进国民革命各方提出反帝、反军阀口号，至少从“破”的立场观察，是符合当时中国政治及社会转型实际的，这是学运主流。因而不管是“学生运动”也好，“运动学生”也罢，北伐前的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出对理想政治与社会的诉求，为后北洋时代政治秩序的建构作出了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学生运动老是在派系斗争的“政治游戏中打转”，是永远的“输家”的说法，(84)未必是出于正确的观察。
曾经通过其思想学说激发了中国学生对于社会政治热情的杜威，对五四及稍后的学运做过细致解析。五四发生不久，杜威发表评论说：中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尽管立法机关的运作让人感觉莫名其妙，但当舆论真正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却有显著的影响。而这样的舆论影响，乃是学生推动的。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你不可能想象得出，没有签署(和约)这件事，在这里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整个政府曾经一直赞成签署，总统在签署前十天还说(签署)是必要的。这是舆论取得的胜利，而一切都是这些小小的男女学生推动起来的。”(85)不过，作为一位观察全面的学者，在作出上述肯定意见的同时，杜威对中国学生也有“宗旨与做事总须一致”，切不可“出于情感的冲动”，以及应注重“内部改良”的规劝。(86)
耐人寻思的是，不仅杜威在大方向上肯定学生运动，就连后来被视为学运压迫者的章士钊，对学运也未曾简单否定。他在五四后撰文指出：“最近吾国之学生运动，亦可称为整齐社会之一小影深圳p眼男。”认为学生及各界奋起抗争，系不肯以国家付之卖国者之手，而求所以自决之萌芽，这对国家命运前途，关系重大。因为一国之文化能保其固有，一国之良政治为国民力争而来，其国方有第一等存立之价值。“此种责任，即在青年诸君。”(87)
北京大学作上述调查时，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尚不成熟，对方法的运用更显生疏。本文作者愿意相信其调查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是因为这一调查不仅量化反映了时人对学运的正面肯定，也量化反映了时人对学运的反对意见及相对中立的建议。多种意见同时存在，正好对应了学生亚文化的多元及其所决定的学生运动性状的多元，这是研究及评价北洋时期学运时须特别留意的。
篇幅所限，注释从略，仅供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