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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和做一个幸福的人,爱马养鹤谈玄-典范苏州

做一个幸福的人,爱马养鹤谈玄-典范苏州

“一种风流吾最爱,天地人和六朝人物晚唐诗。”说到魏晋名士,高僧支道林是个绕不过的人物。
支遁(314—366),字道林,号支硎念亲恩简谱,世称支公或林公,被誉为东晋第一流高僧。他通晓老庄,善谈玄学,还是佛学般若六家七宗中的即色宗创始人。支道林出生于河南,却流连江南的吴郡(苏州)、会稽(绍兴)和建康(南京),因为能诗善弈,又擅长草书隶书,所以交游于达官文士间,不拘一格,潇洒自在,他的朋友圈里都是谢安、王羲之、孙绰这样的谈玄名士。
唐人笔记里说他曾经参加了永和九年(353)暮春的兰亭雅集,以至于他的名字在后世多个版本的雅集名单里流传,甚至被写进了教学参考书。但是经过当世学者认真考证,东晋名士的兰亭会饮有多次,支道林肯定参加过公子乔一,只是被王羲之记录的那次,确实没有他。当然,这并不妨碍他爱马养鹤、谈玄论佛的声名。
在苏州,名僧支道林也留下了多处遗踪。
饮马放鹤
苏州市中心十梓街和人民路交叉口的饮马桥,自古是交通要津。据说此桥的得名就与支道林有关。清代笔记《红兰逸乘》里记载:“支遁好乘马,其最重者名曰‘频伽’。尝饮频伽于桥下,马溲处忽生莲花,人异之,故名桥曰‘饮马’,而桥之西南有莲花巷。”名僧名城饮马,就连爱马撒泡尿都有传奇。莲花巷和饮马桥两个地名现今都留存了下来,只是高僧遗迹已杳如黄鹤,泯然无闻了。

支道林爱马是有名气的,甚至成为后世爱马者的代表。辽宁博物馆收藏了一幅《神骏图》,据传为唐时韩幹所绘支遁爱马的故事。此图绢本设色,画上岸边石床上一僧一儒踞坐左望,后立一持鹰侍从,左侧水中一仆童骑白马奔驰而来。作品用线细劲,敷色艳丽,人物传神,骏马昂扬。

据说支遁特别喜爱白马,号“白马道人”。《吴地记》甚至将支公仙化,说他得道后,“乘白马升云而去”,不知是否是乘着那匹名叫频伽的良驹飞逝升天的。翻看支道林的资料,你会觉得很奇怪:他通儒,又深研老庄,最后成为名僧,简直是贯穿了儒释道三家。其实推手网,这也正体现了那个时代三教彼此借鉴、互相交融的共生特色。
唐代《建康实录》里说,支道林“不游人事,好养鹰马,而不乘放”。
爱马的支公,坐骑自然是匹白马,传闻这白马很有灵性。吴地民间传说,他骑着白马沿着苏州西郊山涧一路漫行,神骏在山间水塘里洗了个澡,第二年,水中开满了白菱花,结出鲜美的白色菱角。后来,人们把白马游逛的地方称作“白马涧”,把白马洗澡的地方称为“白荡”。这个传说得自宋代范成大的《吴郡志》:“道林喜养骏马,今有白马涧,云饮马处也。庵旁石上有马足四,云是道林飞步马迹也。”
而《世说新语·言语》则记载: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蓄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好个“重其神骏”!这份疏狂,是魏晋名士精神的张扬外露,也是俊逸豪放高僧的自白。不光是喜欢马,支道林还爱养鹤。《世说新语》还记载了他的另外一段轶事:
支公好鹤椎名朔哉。住剡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超级古武系统,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由此可见,支道林与竹林名士们一样主张毁弃礼法,追求自然。这正符合东晋时期老庄学说与佛学糅合为玄学并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潮。支道林对老庄的解释与众不同,独步一时,与郭象、向秀齐名,拓展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解释宇宙和人生的新境界,令同时代名士们眼界大开。可以想见,那些手执麈尾蝇拂和团扇如意的士大夫们,与名僧支道林等人一起以玄解佛,以佛补玄,日夜清谈,增添了多少玄妙雅趣。
魏晋风流
说支道林是位具有名士气质的高僧,从《世说新语》即可见一斑。有人统计过,在一千多条的语录中鸡婆大师,单是关于支道林的记载就有近五十条。
撷取两个故事,来看支道林在名士中的风度和地位。
书法家王羲之也是狂狷之人,这个当年袒卧东床的才子,一般俗人都不入法眼。他在绍兴做官时,支道林也在当地黄雅讯,名士孙绰向王羲之介绍说,这个支道林很有名气,标新立异,胸怀宽阔,你想见见吗?傲气的王羲之根本就没有理会。有一次,支道林与孙绰同乘一车拜访王羲之长濑凑,王羲之自始至终都没和支道林说一句话。后来,王羲之有事要先走,车在门外,支道林对王羲之说:“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支道林和王羲之谈的是《庄子·逍遥游》。支道林说得如何?《世说新语》里记载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羲之听得怎样?他“遂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已”。支道林用自己的才学折服了王羲之,两人从此成为交往深厚的好友。

晋室南渡后,支道林在士林中的声名日播,许多名士都乐于与他交往。除王羲之外,那些社会名流如谢安、殷浩、孙绰、王坦之、袁伯彦等也都和他结成方外之交,“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甚至几天不见,便有一日三秋之感墓地狂舞。被誉为“江左风流宰相”的谢安曾写信给支道林:“思君日甚,一日犹如千载,风流快事几乎被此磨灭殆尽,终日戚戚。希君一来晤会,以消忧戚。”谢安是何等人物?淝水之战,谈笑间击败苻坚百万雄兵!这么一个临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居然因为身边少了一个支遁,就变得忧心戚戚、郁郁寡欢,由此可见支道林是一个多么富有人格魅力的高僧了。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曾在柳树下锻铁,人品胸次都高,谢安却认为即使嵇康用尽全部才学,也不及支遁的一半(《世说新语·品藻》)。所以现代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写道:“东晋名士崇奉林公,可谓空前。”
据说支道林风雅可亲,甚至有人为了争抢他身边的座位,不顾脸面地打了一架。《世说新语·雅量》记载:支道林准备辞别建康东去,诸位名士设宴送行。颜月溪在宴会上,蔡子叔先抢到了支遁旁边的座位,但在他起身与别人寒暄行礼时位子被谢万所占,蔡竟拉着谢的坐垫用力一掀,将其摔倒在地,夺回了紧挨支道林的座位,为此差点碰伤了谢的脸。后来,唐代诗僧皎然说:“山阴诗友喧四座草根官道,佳句纵横不废禅。”支道林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好友孙绰在《喻道论》中说:“支道林者,识清体顺,而不对于物。玄道冲济,与情同任。此远流之所以归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
支硎山
支遁在苏州时结庐何处?这和他的号“支硎”有关。
据现存苏州最早的地方志《吴地记》载:“支硎山,在吴县西十五里。晋支遁,字道林,尝隐于此山。”位于苏州吴县西北的支硎山,山石平整如硎(硎,磨刀石),故支遁以支硎为号,而山又因支遁而名,建的寺庙也被称为支遁庵。宋范成大《吴郡志》也记载:“支遁庵在南峰,古号支硎山。晋高僧支遁尝居此,剜山为龛,甚宽敞。”

支遁庵唐时改名为支硎山寺、报恩寺和南峰院等。北宋以后,又播衍为天峰院、北峰寺、中峰禅寺等。此后,僧众还在山麓下兴建了楞伽寺(后改名观音寺),所以支硎山又名观音山。观音山旧时有一项和虎丘中秋、石湖串月齐名的民俗活动,那就是每年农历二月十九的香市。那天也是观音山开山的日子。男女老幼,摩肩接踵,上山礼拜。据说,观音山开山在城内也是一重大事件。苏州城内的私家园林一般不向大众开放,只待二月十九观音山开山后才开放。而支硎山也因支道林受到清代帝王的敬重,《吴县志》记载:“乾隆南巡,六次临幸,赐联额。”

除了支硎山的遗迹外,还有人说苏州天池山也与支道林有关。天池山中有寂鉴寺,据《天池山寂鉴寺图》记载:“支公禅师结庐焚修于此,垂二十余年。德行闻于朝,晋帝嘉其志,拨内帑十万缗,为之开辟道场以行教化,遂有兹寺。”
另据文献记载,约于公元343年,支遁曾在天池山东面的花山附近土山墓下举行过“八关斋”。“八关斋”为佛教规仪,即“八关斋戒”,简称“八戒”,是佛教为信徒和居士制定的八项戒约:不杀生、不偷盗、不《支硎春晓》 明·文伯仁绘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高广华丽之床、不装饰打扮及听歌观舞、不食非时之食(即过午不食),前七项为戒,后一项为斋,故亦称“八斋戒”。斋戒期间,居家的佛教信徒的生活起居应参照出家的僧人。
佛教虽然在东汉时传入中国,但将其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来研究,则是东晋以后的事。汤用彤先生说:“由汉至前魏,名士罕有推重佛教者。尊敬僧人,更未之闻。”(《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支道林对佛教意义的阐释,赢得了当时名士们的赞赏,雅尚所及,崇佛之风,亦由此滥觞。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支道林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
千载时光如水,名僧早已乘鹤飞逝。支硎山上曾经留有支公洞、支公井、马迹石、放鹤亭和石室等与支公有关的遗迹多处,可惜因岁月变迁已渐渐无闻。但作为名僧的纪念地,支硎山一直为后人所凭吊。

唐代诗人白居易登临支硎山后写诗:“好是清凉地,都无系绊身。晚晴宜野寺,秋景属闲人。”明代苏州状元吴宽游览后赋诗道:“ 四峰如戟倚江天,支遁风流尚宛然。马迹千年留石上,鹤飞何日返亭前。林泉有意寻幽赏,轩冕无因了俗缘。寺主相逢聊借问兽穴俱乐部,几时方丈许参禅。”
名僧爱马的形象也常驻丹青。清末,著名画家任伯年曾作《支遁爱马图》,今藏上海博物馆。此图右侧画一丛芭蕉,支遁扶杖伫立其下,观赏骏马。马则扬蹄,作昂首回礼状,表情似与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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