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思想家朱熹与寡居儿媳暧昧关系悬案-文史大参考
核心提示：沈继祖指控的十大问题有两项足以全面败坏朱熹的名声。其一是朱熹私下侍奉摩尼教；其二是朱熹不仅引诱两个尼姑作妾，而且他的寡居儿媳竟然怀了身孕。两相比较，前者似乎大有道听途说的意味，因为作为开儒学新绪的著名学者，他绝对不会与异质宗教搞联合。后者则成了特大丑闻。
引言：无赖政治的流变
东汉的灭亡也是神学经学的灭亡。魏晋南北朝期间，儒学几乎荡然无存，由无赖之风转而为清谈虚议。清谈之风渐炽的另一个原因是佛教的兴盛。佛教给个体以心灵的恬淡之感，从而使儒学的宏大叙事转变成了自我审视。士人的无赖之风可由范晔的行节来说明，清谈虚议则可由颜之推批判的"治官则不了，或家则不办"现象来形象地描述。
无赖之风的兴起有利于大动乱之后统治的勉强维持，可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东汉后期，儒家为拯救衰败的君权，从政学者往往以与外戚集团结盟的方式来对付横暴无忌的宦官集团，因此士族阶层就与宦官集团形成了积不相能的"历史关系"。到了曹操崛起，他虽有士族之学术背景，但家系为宦官，仍与儒家从政学者为敌；再加上实质已经取代东汉，政治行为于其学术背景下的道德原则上无法讲通，就采取了"提倡无赖之风而摧抑士气"的方法[注1]。献帝建安十五年退封县而拒不交兵权的告示，最好地说明这点；到了其子曹丕那里，更是全然否定旧的道德标准，使秦汉以来的风俗为之一变。
曹魏既是无赖之风的受益者，也是无赖之风的受害者湖北禁毒网，司马氏以效法"汉魏故事"的方取代它。虽然司马氏以恢复儒家名教为要务，但其取得权力的方式不合儒家"忠"的道德标准，只落了个"以孝治国"的历史笑柄。蜀汉降官李密写《陈情表》，希望按孝的道德原则回家服侍祖母，把司马氏搞得狼狈不堪。一、六百年的蜿蜒之路
隋朝结束了中国大分裂的局面，初步统一了中国旧有之天下，也开始努力恢复儒家的道德原则。学者王通[注2]率先起来喊口号，提倡"明王道"、"尊孔子"，这一口号在学术界反映为对无赖政治遗风的修正。王通力主佛、道、儒三家为一体即"三教可一"而不是相互攻讦。他认为：佛教来自（当时认为的）西方，到了中国则本身分化成各种派系，以致经义杂然不精；中国的道教虽然产自本土，但不重视传统的仁义孝悌之伦理，不利于社会生活秩序化；儒家又不如前二者灵活，应当吸收前二者的长处。在国家治理原则上，王通也十分实际，认为夏商周三代的政治辽远不可考，应以汉代为样板。可惜，正如隋朝的短命一样，王通很短命，只活了38岁，在隋亡的头一年死掉了。
唐初虽然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无赖政治习气与清谈之风，但是道家占了主流，儒家只是提供考试资源而已。至唐中期以后佛教炽盛，更大地压迫了儒教的生存空间。约过了200年，韩愈[注3]则比王通"三教可一"的意识形态政策主张更进了一步，力倡建立儒家的道统或曰法统。其中，道统之论显然来自道家，而法统之论显然取乎佛家。韩愈的信心坚决，理论体系也十分清晰，他声称："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非邪？"在抽出孔孟之学的精髓时，他论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无待于外之谓德"。
韩愈的学术主张与政治抱负均未能实现，为官竟然三次遭贬：第一次，在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他上书反对宫市即宫中强行低价购买民物，以及请察旱灾免民租赋，遭贬，由监察御史（监察部长）一降为县令；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以中书舍人身份上书，请讨伐淮西淮镇割据势力吴元济，再次遭贬；元和十四年，上书反对迎佛骨，又在刑部侍朗职位上被贬到外地做刺史。穆宗即位，召为国子祭酒，转为兵部、吏部侍朗，再升为京兆尹（长安市长）、御史大夫。
在韩愈三落四起的官场经历与他为宋代理学开先河的学术作为，均被后代一般历史阅读者所忽略。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是古文运动倡导人并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缘故，即他的文学家身份冲淡了他的哲学家身份；另一方面何军权，程朱理学自宋以后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了确然不拔的地位，普通历史读者，没兴趣再往上追溯历史。
放下韩愈不论，即便是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1017-1073），与韩愈之间仍有250年的历史时间，而周敦颐经程颢、程颐，再经张载到朱熹，仍有120年的时间。大体算来，自王通至朱熹，儒学的恢复以至于成为理学，蜿蜒走来，用了将600年的时间。这个蜿蜒之路虽然终于通向了一个思想的巅峰，但它却由王通的宽容转为韩愈的纯粹性坚守，再到程朱理学则变成褊狭与激愤。程颐留下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伦理原则，典型地说明了思想的纯粹性一变为世俗伦理的刻薄性，那样一个过程。
无论是学术风格还是个人品格上，朱熹都完全承袭了二程兄弟，或曰性格上更接近程颐。程朱理学之谓金橘花，最终还过"朱学"[注4]而已，即由朱熹将儒学进行重新定位，使他成为孔丘之后的最杰出的儒学思想家。二、程学本虚妄 朱熹更接续
朱熹生于小官吏家庭，其父朱松是江西人，任职福建南剑州（有称"建州"者）尢溪县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朱熹生于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时为赵宋南渡刚刚稳住脚步之际。他5岁时开始读书，由其父朱松亲自教导春宫缭乱。
朱松曾师从程门再传弟子罗从彦，算是程门的三传弟子，朱熹可谓第四代传人。罗从彦的老师是杨时。杨时亦是福建人，考中宋徽宗熙宁年间的进士，曾谢绝官职不任，专从二程精研儒学。其学成，南归福建，程颐与之告别，目送其登上路途，高兴地说："吾道南矣。"果然，杨时将他的学问传给了罗从彦，师生二人与当时著名学者李侗被世人称为"南剑三先生"。
朱熹14岁时，朱松去世，临终遗言，让朱熹师从当时的知名学者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三人。朱熹不仅天资聪颖且刻苦用功，到19岁时即高宗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考中了进士。22岁时，正式出任官职，任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县财政局长）。24时，他又找到父亲的老师罗从彦的另一位知名弟子李侗，李侗时年已经61岁。找到李侗后，朱熹断然抛弃以前带有王通色彩的"泛滥于释老"二家的学问，专心于程门再传经义。
绍兴二十七年冬天，朱熹任实职的同安主簿考核期满，28岁的朱熹得以卸去公职而专事学问。第二年，朝廷给了他一个只领俸禄、不用干事的闲差，称"差监潭州南岳庙"。实际上他根本不用去潭州，只在福建建阳的家中等俸禄就是了。此后的六、七年时间里，他就是这样度过的。到孝宗继位，他即以著名学者的身份参与政事。他应诏而对："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今日所应该做的事，非战不能报仇。"由于与当时主和的主流派意见不合，在武学博士位置上干了两年，就又回到原"差监南岳庙"的闲职上去了。
又过了两年，朱熹去拜访另一位著名学者张栻。张栻是南宋高孝两朝的主战派将领张浚（曾出任宰相）的儿子。张栻也是主战派学者，自然可与主战的朱熹有共同语言。两人年龄相当，朱熹长张栻3岁。
纵观整个南宋时期，国家大政不断在战和之间摆动，朝令夕改，所以臣下规谏君主的风险极大。摆动频率最大的就是南宋建立者高宗赵构，因此才产生了岳飞被杀、秦桧两黜又被启用的令时人眩目的结果。孝宗继位，深叹国家已无伏节死义的大臣，张栻直言而对"当从犯颜敢谏者中求之"。
张栻临终（48岁）亲笔写谏信给孝宗，其言："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图。"此劝谏可谓立论公允，但隐约间还有北宋朋党政治的遗风迷糊软网社，即将"君子"与"小人"之别放在了国家政治首位。这种道德性夸张，也为南宋文人党争炽盛提供了源动力。朱熹深赞张栻为人，因言："呜呼！靖康之变，国家之祸乱极矣。小大之臣，奋不顾身以任其责者，盖无几人；而其承家之孝，许国之忠，判决之明，计虑之审，未有如公者。"通过对张栻著作的整理与编辑，朱熹更进一步地了解了张栻的思想，并经张栻之学与二程之学更进一步地融合在一起。张栻盛称二程之学："完全精粹，愈看愈无穷，不可不详味也！"
张栻的学术源渊起自其师胡宏的父亲胡安国及胡宏的另一位老师，程颐亲传弟子杨时。胡安国之教胡宏与朱松之教朱熹一样，先以家学方式启蒙，终成一方学术名人。张栻既然学之胡宏，自然是二程之学的真正传人，这也是朱熹所着力要向世人说明的地方。
无论二程之学，还是"朱学"，乃至于二者合称的程朱理学，都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伦理主张，并自称这是从孟子那里继承来的学问。程颐在纪念其兄的文章中说："周公死后，圣人之道无人再行；孟轲死后，圣人之学说无人再传播。圣人的道之不行，百代也得不到善治；圣人的学说不传，千年来就没出现过一个真儒者。没有善治，学者们还可以通过研习历史，从中明白善治的道理；没有真儒，问题就大了：无下人茫然不知道德方向，人的欲望就会放纵而无节制，天理就会被灭绝。"云云。这几乎是颠倒黑白的论断！因为孟子的学说首先主张人性善，要求统治集团要发恻隐之心而行仁政，甚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德秩序。这种尊重人性的道德主张到韩愈时还得到了正确解读，即"博爱之谓仁"的说法。
朱熹似乎对二程不顾史实又故意忽略韩愈的作法，没任何异议。这不是一个诚实学者的做派。在孝宗时代的末期（淳熙十五年，1188年），他应召入朝回答策问，继程颐之后再倡道德高调，称曰："陛下虽然虚心以应外物，但现在整个社会的天理还不够纯正，人欲还没完全消灭。因此，为善的人不能全力以赴，除恶的人还没对恶给予根本性铲除；如是，公与私、正与邪、是与非、得与失，在一念之间的斗争还十分激烈。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即使一念之间，必须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标准来核察。果真是合乎天理的事，则以崇敬之心去完成，不受外在因素的任何阻挡；果真是属于人欲的事情，则以诚敬之心克服它，不让它有丝毫有存于心中。"三、学术之争演变为政治斗争
朱熹极端化主张引来了学术对手的反驳，兵部侍郎林栗上书指斥他学术不纯、行为不端。林栗在上书中说："朱熹这个人本身没什么学问，只是从张载和程颐的学说那里抄袭了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以此创造了荒诞的道学，就开始妄自尊大。他学春秋战国时代游士之风，所到之外均带数十个门生跟随，妄图效法孔孟二人游历各国求官的故事。用太平盛世的法条衡量他的行为，他已经触犯法律。朝廷召其为兵部郎官，他居然心怀不满，不肯就职。张载与程颐的学说就是这样教育他的吗？！"林栗的指责虽然有些切中了要害，但也不乏过激之词如"触犯法律"之论，孝宗担心由此再引朋党争斗，就将林栗贬职，改任泉州刺史；朱熹也就无法在中央任职，仍得监祠一类的职务，离开临安。
程朱理学的道德褊狭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笑柄，除了有程颐经典性地对其欲改嫁以养子嗣的寡居从嫂，说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那样毫无人性的话之外，被程颐吹捧为千年一真儒的其兄程颢却可以"超过天理"而"追求人性"。某次，兄弟二人应邀赴宴风华正茂造句，程颐见酒席上有两上妓女，便拂袖而去，而其兄却坚持下来。第二天，程颐向其兄表示不满，没想到，程颢反而振振有词："我是在有妓女的酒席上坐下了，但我心中却全然无妓女的概念，就当她们不存在。兄弟你呢，现在是书房中没有妓女了，而你心头却有妓女。"这套辩词不可谓不高明，大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意味，但是可从另一方面看得出：那个时代的道德角斗士们是实行双重标准的，对人一套严苛无比，对己一套巨漏吞舟。
林栗与朱熹之争只能算是南宋朋党政治的一个小高潮，这个小高潮也只能算是南宋庆元党禁的一段前奏而已。朱熹早在淳熙八年（1181年），就借道学名人、著作朗吕祖谦[注5]之死，发表祭文，公开声称道学学派已为"吾党"。他提倡党派的观点十分明确；说："假如一个人黑白不分，不辨是非，而只是说不结党，就是故意破坏天理大道。"
应当说，谢宗芬淳熙八年是道学发展的一个"十年顶峰"。这个"十年"可从乾道八年（1172年）算起。该年，吕祖谦主持科举，所录取的士人大多为道学中人，也就是说，凡按道学学术规范学习的学者得到入仕机会的比一般学者要大得多。到淳熙八年，侍讲史浩（非道学士人）一次推荐、提拔了陆九渊、叶适等15位江浙道学人士，史称"有旨令升擢，皆一时之选。"四、掀起"狎妓"风波
在道学的政治扩张过程中，他们严持自己褊狭的道德观念，以至于大大伤害了曾经帮助过这个学派的个人。也正是道学人士褊狭道德观的狂热表现，才使原来观点中立又比较同情道他们的人表现出对他们的反感。最著名的一例就是宰相王淮前后迥异的表现。王淮后来组织相党，坚决打击道学的最初起因缘于朱熹借王淮同乡、姻亲唐仲友"狭妓"案掀起的莫须有式政治风波。
淳熙八年，史浩引荐江浙地区道学人士不久后，王淮出任宰相。王淮对道学无偏见，起用朱熹为浙东盐务公事一职。作为中央派出的官员，他的权力比地方州府官员要大些。在救灾过程中，他风闻台州知州、著名学者唐仲友有贪污行为并且个人生活作风也大有问题，就上书弹劾唐仲友。唐仲友当然不服，上书反驳，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
唐仲友并没贪污行为，倒是其子有些经济方面的不法行为。至于唐仲友"狎妓"也多为一时妄传而无实证。
据传：浙东事功学派主将、著名学者陈亮（字同甫）曾到台州游玩，唐仲友为其召官妓严蕊。严蕊也是名噪一时的词人，陈亮对严蕊大生情怀，托唐为严蕊脱籍即恢复平民身份。陈亮的意思已经十分清楚，那就是有朝一日纳严蕊为侍妾。仲友表面应下，实际上却阻拦陈严的好事，他对严蕊说："你真地要去陈家，就得有忍饿受冻的准备。"严蕊闻此，大改初衷。陈亮怀恨在心，向示熹作挑拨之言："唐仲友说您老人家连字都不认识，怎么竟做了中央委派大员呢？" [注5]朱熹闻此，即以中央派员身份夺了唐仲友官印，上书弹劾。王淮知道此中底细，未予过问，说是"秀才争闲气耳"。
无论传说是否可靠，但是朱熹捕拿严蕊后用刑逼供却是事实，他要从严蕊的嘴中逼出唐仲友"滥交"即与官妓有一般玩乐关系之外的其他问题苏捷什卡战役。严蕊被折磨得要死，还是没有按朱熹的意图招供，并誓言："身为贱妓，纵与太守有滥，罪亦不当死，然妄言以污士大夫，则死亦不可诬也。"至此，反倒暴露了朱熹很有问题，他为什么非要用特务手段"从旁边打开缺口"呢？看来，弹劾唐仲友的目的根本就不在于他有贪污行为与狎妓或曰滥交与否。不用说稍后的读史者一眼看穿，就是当时人也知道：朱熹这是在借手中权力打击学术异己，再加上唐仲友一向恃才傲物，瞧不起朱熹，问题就更加麻烦了。五、孝宗说：好学问让他们作坏了
唐仲友比朱熹小6岁，金华人氏，号说斋。其父唐尧封是著名学者，仲友二兄仲温、仲义亦中进士。仲友师承家学，又有二兄交流，自然好成为一时名流。其学问广博，涉及天文、地理、兵农等，并首创经制之学。他的学术及政治主张与朱熹的空谈心性大不相同，又兼因上孝宗万言书得升著作郎，后出任信州、台州知州。在地方官任上不仅作风倜傥而且善理民政，称为"发粟赈饥，抑奸抚弱，民赖利焉"。朱熹不将这的样人赶出政坛与学术界，肯定对道学传播不利。
尽管《宋史》并未为其立传，唐仲友的学术实力还是为后世认可的。清人全祖望称："南宋乾淳之间，婺学最盛。东莱兄弟（吕祖谦、祖俭）以性命之说起，同甫以事功之说起，说斋则为经制之学。"所谓经制之学，通俗地说，是最早的制度经济学，它讲究制度效率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又是一种改革政治学，主张以制度更新促进社会变化。作儒学的一个支脉，它自然讲究义理郁小刚，但又认为"义理之学不必深究"。
如果唐仲友仅仅是对朱熹的心性之学进行一些学术批评，那么还不致朱熹必欲除之而后快。问题是唐仲友是一个学术宽容主张者，他的学术宽容比隋朝主张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王通走得更远：他宣传荀况、韩非、扬雄的学问，甚至动用官钱刊刻诸子的书籍。动用官钱刊刻诸子之书的行为也被列为弹劾内容，相比之下，唐仲友之子的一些轻微不轨行为却未受到任何究问，也就是说，所谓的唐仲友贪污问题基本上就是指的用官钱刻"私书"一事。但是，赵宋开国以来注重文化建设，所刻"私书"绝大部分是送与士子文人，根本就构不成犯罪，相反还是光大祖宗教训的公益之事。正如少正卯当年是孔丘的学术对手一样，唐仲友也成了朱熹的学术对手，所幸，朱熹没有杀掉唐仲友的权力。而且，由于唐仲友尚有治绩可言，又与宰相王淮有同乡加姻亲两层关系，被调任江西提刑。这更激怒了朱熹，他在淳熙九年继续控告唐仲友的同时，把王淮也牵涉进来，6次上书中均弹劾王淮袒护贪官。王淮为缓和关系，将授唐仲友的江西提刑之职转授朱熹，唐仲友去职回乡，专修学问。朱熹并不接受，要求再任祠官一类的清闲职务。请求未果，也不得不去职。
通过这个事件，道学党人引起了官场的公愤，并由此导致了王淮相党的全面面形成。淳熙十年六月，吏部尚书郑丙致信皇帝，请求禁止道学，他称："近些年来，在士大夫中流传的道学实为欺世盗名的邪说，凡主张道学的人，请一概加以禁用。"孝宗已经感到了道学的狂妄性，从乾道八年吕祖谦的科举倾向到淳熙八年的"一时之选"的荐士，再到时下朱熹对王淮的纠缠，无一不让他担心政局产生混乱。他大体上认同了郑丙的说法，也就是说，王淮得到了皇帝的支持。
为了更有力地反击道学，王淮将自己的亲信、太府丞陈贾升职为监察御史，陈贾借皇帝策问之机，对道学进行全面政治反击，他说："考察道学诸人的行为与其主张，大不相符。这些人正是假道学之名，行一己之私，虚伪无疑。希望陛下明令朝廷内外，要彻底改变言行不一的习气。考察任用官员时，对道学之人要加以摈斥。这样，就风气端正，邪说就无法干预国家大政方针。如此，国家才有长治久安之福。"孝宗明白陈贾所指，认定朱熹主张的道学就是国家的祸源，同意禁止。
一位当时亦有官位的道学学者、官任直学士的尤袤试图说服皇帝改变政策，但孝宗不以为意，就说："道学怎么不是个好学问呢？只恐怕有人假冒道学之名，行祸乱国家之实。真地容忍道学，天下人就分不清真假学问了！"六、朱熹与儿媳关系受讥议
道学的政治被动状态一直持续到淳熙十五年王淮罢相，此年也就发生了著名的林朱之争。在林栗遭贬半年后即淳熙十五年冬十二月，朱熹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一职，朱熹拒绝出任，而后改为秘阁修撰之名衔，实任奉祠闲差唐代皇帝列表。
一年后，孝宗内禅，光宗继位，有殿中侍御史刘光祖上书新皇帝，请求不要再以国家政策的形式讥贬道学。作为政策纠偏措施，光宗将刘光祖上疏全面公开，随后又将王淮家乡金华人士王介钦点为廷试第三名，企图平衡双方。至此，虽然说道学之恶名未得洗刷，但时议的攻击力度与频率都减少了。
光宗在位仅仅5年（1190-1194）就被废黜了，南宋王朝迎来了韩侂胄专政的时代。到此时，"韩党"与道学的政争已经毫无正义可言。在韩党集团的促动下，终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宁宗全盘接受韩党集团的政策主张，于庆元二年（1196年）两次下令禁止任用道学人士。其一曰："宰相推荐任用官员，对伪道学的党徒暂停考核与使用。"其二曰："凡各部门荐举官员或官员改任他职，必须在奏折上声明所荐之人或拟任之人不是伪道学的党徒。"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道学内部也出了大问题，原来推崇朱熹学说的御史沈继祖背叛道学，列出朱熹的十大罪状，这直接导致了朱熹被剥夺官职的严重后果。
沈继祖指控的十大问题中有两项足以全面败坏朱熹的名声。其一是，朱熹私下侍奉时称"吃菜事魔教"的摩尼教；其二是，朱熹不仅引诱两个尼姑作妾，而且他的寡居儿媳竟然怀了身孕。两相比较，前者似乎大有道听途说的意味，因为作为一代儒学宗师，他绝对不会与异质宗教搞联合，后者则成了特大丑闻。朱熹在写给皇帝的认罪信中，承认有引诱尼姑给自己作妾的事实，表示要"深省昨非"。于是乎，他怎么排挤唐仲友，就遭到怎样的报应！
但是，对于寡居儿媳怀孕的事情，后世资料无任何辩证。现在推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南宋以后，程朱理学大盛，元明清三代均为法定意识形态，大清乾隆时代编《四库全书》对此类资料应当是毁弃已清；其二，沈继祖只是说朱熹的寡居儿媳怀孕，并未指所通奸的对象，意在指朱熹治家不谨，就不用讲什么"正心诚意"了；其三，庆元党禁时谷之岚，朱熹已经67岁，与儿媳通奸并致后者怀孕的可能性不大。
庆元党禁导致当时从政的59名学者被罢官，其中有吕祖俭、叶适那样的著名学者。朱熹的学生蔡元定是这次政治绞杀战中受害最深的人，他与第三个儿子蔡沈共同被处以杖刑并流放三千里的处罚。在三千里路上，不允许乘坐车马，必须徒步。想想小说《水浒传》林冲发配沧州的起初行程，就能知道其行途惨状了。
蔡元定经不住这样的折磨，到了流放地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过了一年，惨然辞世。结语：杨万里借"蜗牛大战"说事儿
庆元党禁虽然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但是道学集团的道德偏执狂状态确实成了大问题。不惟韩党集团这样的政治反对派与他们发生政治绞杀战，就连同情他们的学者杨万里[注6]最终也疏远了朱熹。或者说，正是杨万里这样比较正直且同情他们的著名人物对朱熹的疏远谢先铃，成了韩党集团对道学下手的重要因素之一。
淳熙十六年（1189年）即在庆元党禁7年前（王淮罢相一年后），杨万里有感于党争误国曾上书孝宗，希望孝宗能够恢复往日控制党争的政治作为。他写道："有所谓道学之党，有所谓非道学之党、是朋党何其多欤！……党论一兴，臣恐其端发于世大夫，而祸及于天下国家，前事已然，可不惧哉！"
杨万里所说的"党论一兴"钱莹老公，正是指的朱熹所公开宣称的"吾党"。过来的事实证明杨万里的担心并非多余：朱熹掀起的唐仲友狎妓风波与林栗公开叫板朱熹，相隔6年，这6年间的朝廷政治确实让道学党给搞得一塌糊涂。到光宗时期，这种争斗又成了两位皇帝之间的闲气：光宗试图为受压抑的道学党缓抒政治压力，太上皇孝宗则进行反制；光宗的权力称为"皇权"，孝宗的权力称为"皇极"，皇权与皇极之争也出现了各自党立情状。此时已经因病自求免职的杨万里写了一首《感兴》诗，诗曰："去国还家一岁阴，凤山锦水更登临。别来蛮触几百战，险尽山川多少心。"
诗中的"蛮触之战"是出自《庄子》一书的典故。庄子以寓言方式讲述：蜗牛的两个触角上有两个小国，分别为蛮氏之国、触氏之国，两国在如此小的地盘上互争，常导致伏尸百万的结果。

[1]民国年间，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即先主此说。
[2]王通，生于公元580年、卒于617年，河东龙门郡（今山西万荣）人，著有《中说》（或称《文中子》一书，十卷。）
[3]韩愈生于公元768年、卒于824年，其与王通相隔近200年之说，按各自的年龄中值计：王通的年龄中值为公元598年，韩愈的年龄中值为796年，相隔198年。
[4]朱学，非为标准学术称谓，但在日本德川时代有"朱子学派"之谓；清乾隆间，著名学者抨击程朱理学又专指程朱理学为"朱学"。
[5]陈亮，浙东事功学派领袖，其主张与程朱理学截然对立，但与朱熹私人交情深厚。
[6]杨万里蓝帽回回，生于1127年，卒于1206年，早年受学于张浚，绍兴进士，屡任朝廷重职，主张抗金，反对苟安。韩侂胄虽亦主战，但杨不与之合流。其诗作清新写实，与尤袤、范成大、陆游合称"南宋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