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故宫都是他捐献的密斯玛塔，可我总觉得国家对不起他-砍柴书院
“
阅读和写作是一种力量
不限于表达自我
也不止于赚钱养家
”
——砍柴书院
来源：书单
有人说过，
张伯驹的名字，要么不知道，
知道了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如果你只知道故宫，
却不了解张伯驹的一生。
那将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时至今日，故宫的镇馆之宝上，
依然留有他的气息。
而比这更重要的，
是他一生行过的姿态。
清末民初的河南项城，
曾有两家大户，一袁一张。
1898年，
张伯驹出生在书香门第张家，
7岁那年，他被过继给伯父张镇芳。
这一去，人生就发生了巨变。
张镇芳是光绪进士，
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当过河南总督。
因擅长理财，
在天津创办了盐业银行，
位高权重，财运亨通。
张伯驹到天津后，自然是锦衣玉食。
他也没让张镇芳失望，聪颖好学，
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
一本《古文观止》倒背如流。
家里人想让他做军官。
然而，看到军阀内斗，
发觉政治风云竟如儿戏，
张伯驹认为做军人简直是自辱，
毅然脱下军装，从此在家读书，
写诗作画，看戏唱曲。
<张伯驹>
30岁这年，
张伯驹迎来了一个转折点。
一天，他外出办事，
在出售古玩字画的地摊边溜达。
突然，一幅写有“丛碧山房”
四个大字的书法闯入眼帘。
凭着旧学根底，
张伯驹断定此作不俗，
马上掏了一千大洋买下。
待回家细细研究，居然是康熙御笔。
这一年，父亲安排他打理银行。
他却每日闲散读书，
而只要看中的字画，再贵也要买。
为了收藏名品，一掷千金，
气得母亲整日在家哀叹：
“让你做官不去，让你开银行不好好开，就知道花钱买字画！”
相比之下，生活上，他却极为素淡。
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
常年一袭长衫，出门从不讲派头。
与遗老相交，却不酸腐，
与阔公子为友，却不沾染纨绔习气，
来往不乏名伶，身上却没有丝毫浮薄的味道。
他的志向只有一个异世药皇，那就是做名士。
要讲张伯驹一生的跌宕，
必须先讲讲他的夫人潘素。
说起潘素，也是个奇女子。
她生于姑苏里尔克秋日，先祖为清代状元宰相。
可惜父亲是个纨绔子弟，
将祖产挥霍一空。
幼年时，生母为潘素聘名师，
音律、绘画、无一不通。
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
继母便将她送到青楼。
因弹得一手好琵琶，出落秀气，
谈吐不俗，很快就红透了上海滩，
一时间博得了“潘妃”的美誉。
<潘素>
每年，张伯驹会到上海查账。
为了应酬，常去风月场所走动。
看到潘素的第一眼，张伯驹就沦陷了。
一见倾心后，张伯驹发誓要娶潘素。
当时马德龙病，
潘素早被一位有权有势的国民党中将看中。
一听说张伯驹有意于潘素，
对方赶紧派人将潘素软禁。
上海毕竟不是自己的地盘，
张伯驹便托好友买通了中将的兵卫，
连夜将潘素带走。
几日后，携潘素回到北京，迅速成婚。
回到北京，张伯驹将巨款分给其他太太，
结束了复杂的婚姻关系，从此专宠潘素一人。
张伯驹见潘素聪慧，
就请人教她山水画、通鉴古文。
潘素果然没有辜负张伯驹的栽培，
悉心钻研工笔画法，
日后成了颇有造诣的青绿山水画家，
连张大千都赞叹不已。
从此，潘素抚琴泼墨，
张伯驹填词作诗，琴瑟和鸣。
但对张伯驹而言，
潘素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后来的岁月里，
人世间无数悲欢荣辱，
如暴风骤雨向张伯驹袭来，
潘素始终陪伴在他身边，
一步也没有离去。
一开始，张伯驹豪掷千金买字画，
是满足个人情致。
当他知晓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民间，
又被倒卖到国外后，
内心的忧愤便越来越重。
那一年，
听说溥儒要将《平复帖》转卖，
张伯驹坐不住了。
溥儒是恭亲王之孙，
手上有大量字画珍品。
此前，
他曾将国宝级的《照夜白图》倒卖给英国人，
气得张伯驹直跺脚。
而这次的《平复帖》，
是西晋文人陆机的真迹，
有1700年历史，
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手迹，
素有“中华第一帖”之誉，
上面盖满历朝历代名家印章。
满纸生辉，其文物价值，自不用多言。
如果流失到海外，必成千古之恨。
溥儒说自己不缺钱，
可张伯驹一问，他就要20万大洋。
三番两次请人说和，一毛钱也不便宜。
张伯驹只能作罢。
时至1937年，
张伯驹得知溥儒母亲病危，
正是缺钱的时候，
二话不说，借出一万大洋。
最后，在旁人的撮合下，
张伯驹以四万大洋购得《平复帖》，
成功将这件重量级国宝留在了中国国土上。
<陆机《平复帖》>
此后，张伯驹陆续收得李白真迹、
杜牧手卷、黄庭坚书法等十多卷珍品。
他将京津两地的几处房产出售，
只为买下这些珍贵的古字画。
1941年，
上海一场轰动一时的绑架案，
差点令张伯驹丢掉了性命。
那天，张伯驹出门办事，
迎面出现三个大汉，
拔枪示威，将张伯驹绑走。
不久后，潘素接到电话，
绑匪要求交出200万，否则就撕票。
潘素急得到处求人：“一时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别说200万，100万也凑不出来，看来只能卖字画了！”
经多方斡旋后，
潘素终于跟张伯驹见上一面。
当时，张伯驹已瘦得没了人形，
却对潘素说：“宁死魔窟，也不得变卖！你救不救我，都不要紧，我珍藏的那批字画，就是我死了，你也要替我保护好！”
为了救张伯驹，
潘素托他的好友多方打听，
这才得知是仇家所为。
原来，张伯驹到上海任职，
对方恨其挡了自己的仕途，
勾结“76号”特务机构绑架。
不久后，绑匪害怕事情闹大，
将张伯驹移交给上海一个伪军头目。
潘素去要人时，对方竟然狮子大开口，
要20根金条。
潘素无可奈何，只好到处借债，
这才赎回张伯驹。
离开上海后，潘素将女儿托人照顾，
往来于北平与西安之间长达数年。
女儿长大后才得知，当时北平沦陷，
为了不让《平复帖》等国宝出任何意外，
母亲将它们偷偷地缝在被子里，
一路担惊受怕，带出了北京。
张伯驹说：
“我死了没什么，它们才是我的命。”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
古董商马霁川正出售一件非同寻常的“东北货”，那就是《游春图》。
《游春图》运笔精到，意趣无限，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
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的美称。
当时，故宫正在收购民间珍品，
张伯驹听到消息，
希望故宫出面购买，
如果经费不足，愿代周转。
可是马霁川开出天价，
开口就是800两黄金，
故宫只能望画兴叹。
听说马霁川准备将画给洋人，
张伯驹多方奔走呼吁：
“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
马霁川有点怕了，便说：
“220两黄金，有钱来拿！”
为凑钱，
张伯驹只好卖了弓弦胡同的宅子。
要知道，这宅子可不一般，
原为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
模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建造九大堕天使，
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名宅。
马未都曾说：“这宅子搁在今天，
光拆迁，就得一个多亿。”
<展子虔的《游春图》>
谁知，拿到黄金时，
马霁川又借口成色不好，
“还要再追加20两，否则我就卖给别人了。”
张伯驹只好回家央求潘素变卖金银首饰，
终于将《游春图》收入囊中。
后来，南京总统府派人来京周华强，
打听《游春图》下落，
愿以500两黄金入藏《游春图》。
张伯驹复函称：“伯驹旨在收藏，
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为了一件件国宝，
张伯驹倾家荡产，宁死不卖。
谁能想到，1956年，
他决定将平生所藏，尽数捐献国家。
其中包括《平复帖》、《游春图》、
杜牧手卷、范仲淹手卷等8幅一级珍品。
这8幅字画，都是上上极品。
即使在当时，每一幅都是价值连城，
文化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因此学界有称：
“张伯驹一个人的捐赠，就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半壁江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时至今日，
这些捐赠依然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为此，政府本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
他却分文不取，
只答应收下文化部发的一张奖状。
很多人问张伯驹，
为什么要无偿捐献？
他说：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在张伯驹眼中，
书画皆古人性灵之所托，
吾族文化居世界之先位，
真可睥睨外国。
这些文物，首先属于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花多少代价留下来，
都值得。
然而一年后，
张伯驹被打成了“右派”。
青年时代，张伯驹已是发烧级票友。
30岁时，他与京剧大师余叔岩学戏。
余叔岩不肯教给孟小冬的戏，
却愿意教给张伯驹。
40岁时，为给河南赈灾，
他在北平唱了一天堂会，
请的全是戏剧界最顶尖的角儿。
为推动京剧发展，
还创立“国剧会社”，
不遗余力推广国粹。
建国后，为响应“百花齐放”的口号，
张伯驹拉了一帮老艺人，
排练戏曲《马思远》。
没想到却遭人攻击，
被视为封建余孽。
随即被打成了右派。
别人被扣帽子，大多唉声叹息。
张伯驹却闲居在家，并不当做负担。
解放时期，
他与“儒帅”陈毅有过私交，算是棋友。
陈毅听说此事，
觉得荒唐：“张伯驹一个读书人，为国家捐了那么多东西天作之莓，怎么可能是右派？”
<张伯驹与潘素>
有人问张伯驹作何感想，
张伯驹说：
“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一个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要说我反动，实在是有些冤枉。”
明知自己冤枉伍朝辉。
1961年，陈毅安排他和潘素去吉林博物馆，临行前，陈毅问：
“关于右派的事，你有些想不通吧？”
张伯驹却说：“这件事的确出我意料，但受些教育，未尝不可。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
等到了吉林博物馆，参与鉴定工作。
张伯驹将毕生所学，尾关优哉全部传授给博物馆人员。
此外弹跳哥，他又决定将30余件文物字画，
一并捐献给吉林博物馆。
其中包括南宋的一幅《百花图》。
此画不但为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作品，
被大收藏家视为绝代珍品。
对张伯驹的个人意义，亦不同于其他。
张伯驹曾说：“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
就是如此，
他还是毫无保留地捐了出去。
被打成右派时，
单位要求女儿与张伯驹划清界限。
女儿很不服气。
张伯驹却说：“只要我们没有亏欠国家，没说过一句坏话，就可以坦然行事。”
他还不知道，更大的厄运正等着他。
1966年，浩劫袭来，
张伯驹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
隔离审查8个月后，
被吉林博物馆辞退，
送到舒兰县插队。
当时张伯驹已近70岁，
县上一看，“这么老的一个老头子，
难道要我们养他不成！”
无奈之下，
张伯驹和潘素只能冒着大雪，
回到北京。
回京后才发现，
自己的宅子已经变成了大杂院，
住着十几户人家。
夫妇两人，
只好蜗居在10平米的小房子里。
他们没有户口，分不到粮票。
这个曾坐拥亿万家产的民国公子，
只好靠着亲戚朋友的接济，
艰难度日。
虽清贫寒苦，张伯驹和潘素，
依然在家画画作诗，陶冶性情，
内心好似未曾遭受任何震荡。
当时，多少被侮辱、被诬陷的人，
要么愤愤不平，要么自叹自哀。
唯独张伯驹，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对此，红学大家周汝昌感佩道：
“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要知道，当初张家生活好时，
曾有10位管家，
负责中西餐的4位大厨。
他在丛碧山房会客，席间有一道菜，
叫做“清炒口蘑丁。”
听起来平平淡淡，其实大有来头：
野生口蘑产自张家口外草原，产量极少张雅卓，
异常珍贵，味道鲜美，远非其他菌类所能及，
美食家多用它调羹、打卤张静章，舍得清炒的，
大概只有张伯驹一人。
而多年后，
画家黄永玉在饭馆偶遇张伯驹，
只见他孤坐于小偏桌旁。
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
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
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
将抹上果酱及黄油的四片面包细心裹就，
提小包自人丛缓慢隐去。
黄永玉不禁感叹道：
“能喝此蹩脚红菜汤，先生真乃大忍人也！”
<黄永玉所绘张伯驹>
生活的落差，
并没有让张伯驹感到不平。
在文革中最困难的3年里，
有人几次去看望他，
除了年龄增长顾留芳，
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
不怨天，不尤人，
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张伯驹的散逸超达，
是常人所达不到的。
对他而言，再大的风云变幻，
也动摇不了心性，
再大的浪潮袭来，
也不会为其所困——荣辱得失，过眼烟云。
1972年，陈毅去世。
张伯驹本想吊唁，
因政治身份未能如愿。
只好送上一幅挽联。
追悼会上，毛泽东看到挽联，问：
“书法好，词也好，这是谁写的？”
陈毅夫人张茜一听，
忙说：“这是张伯驹送来的！”
毛问：“他现在还好吗？”
听完张茜介绍张伯驹一家人的处境，
毛泽东对周恩来嘱咐道：
“你去安排一下吧。”
就这样，张伯驹进了文史馆，
潘素进了中国画院。
除了泰然豁达的人生态度，
在“做人”二字上现代鲁宾逊，
张伯驹一生亦是万中无一之高标盲嫂。
作家章诒和第一次见他，
觉得他不容易接近。
聊了一下午，都是潘素说话，
他在一旁，半天也不理人。
后来章诒和才知道，
张伯驹个性散淡，待人就是如此。
红学家周汝昌跟他熟了，
到他家里去，也不用打招呼，
自己翻看藏书、欣赏字画，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在后辈面前，
张伯驹没有半点傲气的派头。
当初，一代收藏大家王世襄
想研究《平复帖》上的印章，
又不敢轻易开口。
酝酿了好几日，
才向张伯驹张提出请求。
出乎意料的是，
张伯驹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实在是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
王世襄听了，下巴差点掉到地上，
小心翼翼地把《平复帖》捧回家，
不敢有半点闪失。
<晚年张伯驹与潘素>
章诒和的回忆录中，写过张伯驹两件事：
●其一，抗战后，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被蒋介石没收家产落跑王妃，
从此以典当为生。
日本方面一心想要将其笼络至麾下，
借他的背景做些事情。
袁克定宁可饿死，也不做汉奸。
张伯驹得知，见他生活难以为继，
就把他接到自己家住。
袁克定拿到文史馆工资，张伯驹分文不取，
对他一养就是10年，直到1955年去世。
●其二，父亲章伯钧被打成右派，
最后凄苦而死，自己只得搬家。
碍于其右派身份，
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敢上门吊慰。
直到有一天，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
居然是张伯驹夫妇。
两人得知章伯钧的死讯后，多方打听，
拄着拐棍找了整整一天，才寻访到她的住处。
对此天真君公，章诒和写道：
“在我父母的人情交往中，
张氏夫妇不过是君子之交，
看看画，吃吃饭而已。
怎能和父亲的至亲相比？
怎能与父亲的战友相比？
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
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
人心鄙夷，世情益乖。
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
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
而一个非亲非故之人，
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
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
难怪有人说，
张伯驹这一生最宝贵的，
并不在于他曾有万贯家财、逍遥富贵，
也不在于他无偿捐献了《平复帖》
《游春图》这样的重量级国宝。
最宝贵的，是他的
“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
他的生命气息与光泽，才是永恒之物。
1982年2月，因为感冒，
张伯驹住进北大医院。
他被安排在一个八人间的病房内。
潘素提出要换个单人间或双人间，
有利于病人休息任怡旭，
但医院方面拒绝了，
理由是：张伯驹不够级别。
病房内无比嘈杂，
已经84岁的张伯驹目睹身旁的病人死亡，
情绪极坏。
潘素再次与医院交涉，依旧被拒绝。
张大千的孙子前去探望张伯驹时，
张伯驹有气无力地握了握他的手，
只能默默地流泪。
<张大千之孙探病张伯驹>
两天后，
病房又死一人，张伯驹转成肺炎。
就在上级领导批文下来的前一天，
1982年2月26日，
张伯驹早已停止了呼吸……
当时，张伯驹的学生跑到北大医院门口叫骂：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chi66！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几座你们这样的医院！”
在追悼会上，经济学家千家驹感慨道：
“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悼辞上无一例外地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多年后，
一向以嬉皮笑脸示人的主持人窦文涛，
在节目中讲起张伯驹的死，
不禁眼泪婆娑，长叹唏嘘。
他说：“张伯驹他没有死，
你灭不了他！当年他说过，
‘我的东西不怕丢，永远在故宫’。
我跟你们说，咱们都死光了，
千秋后世都有张伯驹的名字！”
排版：温柔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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