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与1978年高考有关的记忆-诗人兴会更无钱

2017年的高考马上就结束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一九七八级编著的《老八舍往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2月版）中，一群人曾经聚谈各自当年的高考经历和感慨，其中情节，在经历相近的同龄人看来，会有熟悉的亲切；但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也许更多的是因陌生而引发的诧异吧。

武汉大学中文系78级共60人，入学前为工人、教师、军人和国家干部的有33人，占了年级一半以上。还有十多位知青，也归于混迹社会的一类，真正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只有14人，不足四分之一。60人中，属于“老三届”的有14人，工作5年以上可带薪学习的11人，已经为人父者4人允恪。年龄最大（1947年生人）和最小（1963年生人）的舍友相差十五六岁，差不多隔了一代人了。
■ 1978年10月5日星期四晴
武汉大学78级新生开始报到。中文系的新生入住四区八舍，人称老八舍（现在的桂园五舍）。
斑马（福建考生，军人）：
1975年夏天，我高中尚未毕业，就作为知青下乡到农村库喜娜卡吉利。第二年冬天，逢部队征兵，知青也招，就报名应征。体检、政审一一过关后，成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当上班长后，为带出一个好班风，营造爱学习的氛围，自费买来数学、语文、地理等书籍，全班大家一起看，这样也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恶补了一把。没想恢复高考后第二年，允许战士报考，前期学习积累的底子派上了用场。
Lzj（湖北考生，知青）：
我是1968年初中毕业，1969年元月下乡插队的，正宗“老三届”，当时不满16岁。1972年，我被推荐参加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供销社的工作组，运动结束后便被招进了供销社当营业员，一干就是将近七年。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分数上线，大学却没上成。当时供销社正开展“三大讲”运动，工作组在我的入学政审中做了“思想反动”的结论。别人都陆续接到入学通知书了，我的却久等不来，一打听才知政审出了问题。我忍无可忍，找到工作组据理力争。他们自知理亏，答应如果再考取了，决不作梗。这样，当1978年高考时，他们不仅不再说我思想反动，而且把政审鉴定写得很好，让我过目。我终于可以走进大学了。
Bjll（吉林考生，职员）：
我小学毕业进入北大附中，未满一年即逢“文革”，沦为“狗崽子”。毛主席发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以后，我毅然放弃在北京工作的机会，选择和同学一起上山下乡。
下乡的地点在吉林省白城地区，庄稼院十八般武艺样样练过。因“表现突出”，未曾入团就已被任命为大队团总支委员，后来又做了公社团委副书记，大队革委会副主任。1974年被贫下中农推荐到吉林工业大学读内燃机专业，却因得罪了公社书记，被调换到吉林哲里木盟师范学校。
1976年从师范学校毕业留校，未几日被哲里木盟教育局相中，调去主管76、77、78三届大学招生。此间利用哲盟乃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与本省多所大学交涉寻求照顾，从而将多名“死档”考生送进学府，其中包括不少北京、天津知青。当然，这两三年招生工作的最重要成果，是将自己招进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其实，若不是主管招生有着近水楼台的便利，我原本是该进北师大心理学系的。
他乡人（广西考生，应届）：
说起来，我与老八舍是有缘分的。77级高考时，我作为在校生也有幸参加。出榜时也达到了体检标准（每门课及格），但平均分差一分未到在校生的录取标准（80分）。当时报的第一志愿也是武大中文系。77级没有读成。1978年再考时，其他科考得不错，唯独中文没考好，好像是没及格。报志愿时李泳简历，学校报的是武大，却不敢报中文系。录取通知接到时，赫然见到是中文系马梓惠。后来了解到，当时去广西招生的老师是我们系广西籍的罗老师。大概我的总分尚可，就被罗老师网罗到老八舍。冥冥之中，今生与八舍的兄弟姐妹们就是有缘。
宋姐（湖北考生，工人）：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没敢报名血溅姐妹花。1978年，我见头一年试题不难，想尝试一下，又犹豫不决，因为我的工龄不满5年，按政策不能带薪。幸好这时父母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父亲如枯木逢春，以67岁的高龄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父母全力支持我，愿承担我读大学的费用。我这才下定决心，在工余与车间其他青年一起复习，互相切磋，终于在29岁那年，迈进了武汉大学的大门。
施曼娜（河南考生，知青）：
1973年高中毕业后，我随同学下放到河南省罗山县五七青年农场。和插队的知青相比，农场知青虽然没有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吃苦受累一点也不少。下水田犁田耙地、插秧除草、割谷打场，村里男劳力干的活我们都干了。1975年病退回城后在家待业，先后当过灯泡厂的工人和中、小学校的代课老师。
当年高考选择文科，并非我的理想，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1978年高考，我的语文成绩只考了70分多一点，是各科成绩中最差的；而数学考了80多分，是除了政治以外，各科成绩中分数最高的。最初我是打算考理科的，这也是家人的愿望，老爸老妈一直希望他们的女儿能上医学院，将来当医生；而我自己心仪的学科是生物，理想的专业是园林、植物或农作物栽培，将来当一名园艺师或农艺师。如果不是临考前对物理一科心里没底，怕分数太低影响了总成绩，最终改报文科，我或许进不了武汉大学中文系。
莫得万（福建考生，军人）：
1977年底，我在福建厦门前线某野战部队服役正好满一年。那时的部队，正在进行渡海登陆演习，为解放台湾做准备，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虽然整天累得一身汗，可空闲时我还是喜欢阅读无线电方面的书籍。当时有一个信念，这个国家要发展，总要用上科技知识的。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所在的部队还是采取推荐上学的办法，结果一个没有录取。为此，1978年高考前，团部派人到各连队调查有无可为部队增光的人。我们连推荐了我。真是很幸运，我作为全团仅有的几位代表之一，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
这次部队很重视，高考前一个月，师部把十五名考生集中到厦门同安县城脱产复习。我的志向和兴趣在理工科，可部队只允许我们考文科。而且我们只在同安二中听了一次课，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到模拟考试阶段，无奈，我们只好自学。好在福建省编的那套复习资料帮了我们，十五人中，北大、武大、厦大和北外各录取一人，在各师中名列前茅。
当时填志愿也很可笑，既不知道志愿和录取的关系，也不知道所填志愿是否符合自己的意愿。我的三个志愿竟然是以自己没有去过的城市为依据，第一是北大，第二是武大，第三是中大。回想起来火星哥多高，当年幸亏自己少考了几分，不然被北大录去，失去做老八舍一员的机会，那遗憾可就大了。

（当年入学时学校打印的生源简况申不害变法，大约被简化字闹的，好几个人的名字都是错的。）
Qyg（辽宁考生，知青）：
我的七年知青岁月是在辽北农村度过的，我落户于全村最穷困的一个老乡家，劳作于旱田水田，经历了春种秋收。挣工分，分口粮，在疲惫、盲目和无望中固守着看报读书的习惯，斗转星移中送走了人生最好的年华。其间，曾于1973年参加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考试，虽成绩优异却仍因“政审”通不过而取消了资格。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迟迟不能被招工选调。直到197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得以通过文字考核，被选调到地区报社工作。
1977年恢复高考之际，我在辽宁参加了考试。当时报的是天津的学校，但77级跨省的名额极少。某日，省招生办打来电话，征询我是否愿上辽宁大学。片刻的迟疑之后，我决定放弃。半年以后，再进考场。想不到命运同我开了个玩笑，这一次无人和我打招呼，就莫名其妙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事后才知道ca1316，武大到辽宁的招生工作迟了一步，未及发布招生信息，造成全省无人报考的局面。省招办特许学校招生人员先行从报考其他重点院校同类专业的考生中挑人，我就这样极偶然地与武大结缘。
凉风（广西考生，知青）：
我中学一毕业就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黄昏色的咏使。1977年，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断的全国高考又恢复了，我报考了理科，上线后体检也合格，但没被录取。第二年再考，改为文科，一不留神，进了全国重点院校之一的武汉大学。
王菊（河南考生，工人）：
我于1973年4月11日，在红旗如海、歌声如潮、锣鼓震天的欢送氛围中，成为河南柘城县第一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一员，被送到了农村。两年半的知青生涯，最大的收获一是锻炼了身体，二是磨炼了意志，三是对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有了切身的体会和理解。
1975年12月，托小平同志复出的福，我们这些本没有希望参加招工的国营农林场知青，因小平同志的一次讲话而有幸参加了招工，我被招到河南省商丘市化工厂，直到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
老太（湖南考生，应届）：
1978年3月，老父亲以即将退休的年龄（58岁）从东北调回老家湖南，叶落归根，夙愿终了，我也一起迁了户口，借住在堂兄善继家，并因堂嫂周敬群执教于湘潭市第四中学而转学该校，读完了高中最后三个月的课程。
高考分数下来的时候，我正在东北故乡“访问”。我急急忙忙赶回湘潭，按照既定方针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没想到后来湖南搞了一次分数复查，使我原来的355分变成了374.5分（湖南文科重点线是340分），我便异想天开地又做起了上北大的梦。我只身一人跑到招生工作处所在地韶山，企图更改志愿，哪怕能上北大最差的专业也行，可是转了半天也没机会开口——就这样，我命里注定地成了武大中文系的学生。
一晃几十年过去，我至今不知道就凭我那个分数究竟去不去得了北大我心目中最差的系；但我一点都不遗憾，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得到比现在拥有的更多。
渔夫（吉林考生朱拉蓬公主，应届）：
我是朝鲜半岛移民的后代。1937年，我的爷爷奶奶带着我父亲七兄妹，从半岛最南端的巨济岛长途跋涉到黑龙江省尚志县开垦农田，算起来我才是移民的第三代。
我1960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市，命运和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经过“文革”动乱，又经过恢复高考，从中学直接考上了武大卢克沃洛。高考那一年在家乡延吉市倒是闹了点小轰动，因为没有读高二，高一结束时与上年级一同参加高考便考了个地区文科第一名（记得是365分）。不过入学后发现高中毕业后考来的同学还有比我小一岁、两岁甚至三岁的，于是那点自得心理立刻烟消云散了。
格格（河南考生，师范生）：
我1973年底高中毕业务农，1975年当民办教师，1976年被推荐读师范。1978年毕业时，参加了高考，紧接着又参加了一个全省的“转正考试”，95%以上都能通过，而成为公办教师。我的考分应该是全校的第一，做公办教师是没问题的。但是，武大的录取通知书先到了，我自然到了武大。
雅琥（广西考生，编剧）：
1966年，我刚读完高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亲见一位强健的高年级学生挥舞竹鞭，狠命地抽打一位年老体弱的女教师，只因为她不承认自己是“牛鬼蛇神”马先富。女教师痛苦地连声哀叫，却没有人挺身喝叫“放下你的鞭子”。这个镜头长期在我的脑海里定格，也许是对那场运动最深刻的印象。
1969年春天，我回到家乡农村，跟着社员一起出工，干遍了一年四季所有的农活。我的乐园是村里的大队部，劳作了一整天呼小静，晚上一大群男女青年就聚集在大队部编戏排戏，然后到各个村子演出。不料，经过两次县文艺汇演，我竟然被县文艺单位调去当上了专业编剧。1974年，我创作的文场剧《瑶山教师》在地区文艺汇演中出尽风头，一时间，悠扬的文场曲唱遍桂东北十余个县。
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成家立业的我，对此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兴趣。到了1978年，大概是早年积淀下来的潜意识以某种形式被触发了，终于走进考场，来到了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
夏十三（武汉考生，应届）：
我是应届生参加当年高考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就读武昌黄鹤楼小学，蒙学阶段记忆里就只一个“玩”字。五年后就读武汉市第十中学阿zing，政治运动和学工学农劳动占据大部学习时间，课堂所学，除了字词句及加减乘除，其余大都已模糊不清。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一批老教师重上讲坛，突击教学，才学到点东西。所幸平日结交好读点杂书的学友，无非红楼西厢水浒之类，才有了对文学的爱好，也才有了日后考取武大中文系的微薄本钱。
清风（湖南考生，应届）：
我也是应届生参加高考的，在30年前那个孕育着一场伟大变革而充满生机的秋天，我没有想到我的名字会在武大中文系学生名册里与大家排列在一起。我喜爱文学，自打初中起，心中就燃烧着创作的火焰。我曾在县文化馆编的杂志上发表诗，曾给《湖南日报》文艺副刊投稿，我的高中毕业作文写的是一个短篇小说，我还不知天高地厚，计划写一部反映本乡农业学大寨的长篇小说。但是我对武大中文系望而却步，不敢填报志愿，因为我担心高考语文成绩不理想。当我打开录取通知书时，奇迹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中文系”字样跃进了我的眼帘。我感觉天旋地转，不期而至的幸福在周身流溢。虽然我缺乏才华，最终未能戴上作家的桂冠，但我仍然深深怀念这个意外之喜，感谢它安排了我与大家相识的机缘。
WF（武汉考生，工人）：
俺上学前当搬运工，每天清晨五点多钟上班，晚上六七点下班虞松波。扛大包，拉板车，天天累得半死，不上大学，俺就是死路一条。从个人翻身的角度来说，俺是很感谢邓小平的。

斑竹（武汉考生，工人）：
与大多数“老三届”的同龄人一样，我也在水田里插过秧、割过谷；在河岸旁挖过土、挑过泥。最艰苦莫过于饿着肚子在水牛都不能下去的泥淖里，以人代牛拉犁垦荒。再后，招工进了武汉制氨厂，一干就是八年的“工人阶级”……
鬼马（湖北考生，职员）：
1973年元月，我高中毕业回乡，在生产队劳动，在大队当政工员。1974年秋到公社信用社工作，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组，下乡驻队，忙于催种催收。1978年8月调到县信用社上班。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在工作之余，将华师附中编印的几本复习资料，从崭新读到破旧，自问自答，感觉良好。当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时，不少同事，特别是有子女高考未取的同事异常惊讶。
上大学前，我几乎没有读过一本文学名著。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文学的爱好。我看过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如《烈火金刚》、《红岩》、《青春之歌》等，总是心系主人公命运，并幻想能做一个书中的英雄。报考大学时，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武汉大学中文系。
Xmx（福建考生，民办教师）：
我中学毕业后在老家当了知青，先是学了一阵子木匠，后当了两年民办教师。1978年初，第一次参加高考，成绩如何，因分数没有公开不清楚，但通知我去参加体检，说明考得还可以。但最后还是落选了，原因是我的父亲是右派，政审没过关。半年后再次参加高考，我和我的初中毕业班学生一起考，他们考高中，我考大学。
阿师（河南考生，复员军人）：
1978年3月，为了圆上大学之梦，我放弃了部队提干的诱惑，毅然退伍回到了家乡。虽然目标明确，勇气可嘉，但是，那时的高考，人人都说无异于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过一线天。八舍诸友，皆有此劫，个中酸辛自心知！五年之久，没有染指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之类的东东了。从3月中旬到7月初，留给我的复习时间只有三个多月，白天要备课、授课、批改学生作业，人生杂务一项也不能少。真正属于我支配的时间只能是晚上。二弟对母亲说：“早晨上学路过哥哥的宿舍，从窗户里看到他还趴在办公桌上睡觉，好可怜啊！”
谢天谢地谢自己！如愿以偿。1978年10月初，秋风送爽，鱼跃龙门。我来到了东湖之滨，珞珈山上，樱花园中，溶入了武汉大学中文系78级的怀抱中，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与突破！
铁拐赵（湖南考生，知青）：
入老八舍前，我几乎足不出县，在湘西张家界的乡村学校、山区茶场辗转二十二年。十年“文革”，获失学、砍柴、半农半读、打零工、代课、下乡之底层经历。1977年恢复高考，在知青队白天做工，晚上复习，初取张榜居然排名靠前，斗胆填报武汉大学，不料乐极生悲，体检时与一肺结核考生同时X光透视，被张冠李戴盖错了章，望眼欲穿也未见录取通知。半年后再鼓勇气参加1978年全国统考，废寝忘食死记硬背，体检时瘦成九十五斤，撞大运考上本县文科状元，再报武大，终于从慈利饭甑山来到了东湖珞珈山。
胡子（湖北考生，工人）：
高中毕业时，正赶上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所在的中学办了个补习班，说是要恢复高考，但不久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击碎了我们的大学梦。我回到老家当了两年知青，后被招到县农机厂当工人。闲暇时到处搜罗各种书籍，除了小说，还有《宇宙之谜》、《十万个为什么》、《赤脚医生手册》之类，甚至翻看过一本破破烂烂的《笑林广记》。这种乱七八糟的阅读，让我受益匪浅。1977年高考时，工厂不让请假，我只有利用星期天补了几天数学。考试时感觉不错，结果也进了初选名单，不料政审时被厂长做了手脚，说我喜欢看“黄色书籍”，思想不健康，最终名落孙山。1978年高考政策更人性化，不仅成绩张榜公布，政审结论也须本人签字，我得以顺利考上武大中文系，弟弟也同时考入武汉钢铁学院，在小小县城一时传为佳话。

（78级入住的“老八舍”。同在老八舍的还有中文系77级、历史系77/78级。）
张三（湖北考生，应届）：
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当然是第一次参加高考。不过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我却是第二次报名参加高考了。77级高考报名的时候，允许在校生参加考试，我们中学校长可能想放个“卫星”吧，动员我参加。我听话地正式报了名，后来一想实在不是放“卫星”的料，就没敢去考试。可惜了五毛钱的报名费。
说起来，我们读的那个高中也只是个初中的底子，“文革”时期办的高中。我们那几届学生毕业之后，又办回初级中学去了。类似的还有我的初中学校，是从过去的小学提拔起来的，如今也还原成小学了。所以，如果好事者按我的档案查我的初、高中学历，是大有问题的：现在两个学校都没了。
其实，工作以后还真的有人“质疑”过我的学历，因为年头对不上。当时毛老人家一句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结果我们的小学只念了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加起来，比城里的学校、比现在的学生整整少读了三年书。曲芷含即使是这有数的几年学习时间，学得最好的还是“劳动课”。
白兆山人（湖北考生，知青）：
1975年10月起，我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安陆县程巷公社田湾大队的队办农场劳动、生活了三年，1978年，我经过搏杀，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其时我刚刚二十岁，对外面的世界一直是懵懵懂懂的，可以说，是四年的大学生活，改变了我的人生历程，改变了我的精神世界。
娇菊（湖北考生，职员）：
我五岁多上学，一年级在庙里，二年级在牛栏，三年级才转入在祠堂里办的“中心小学”。毕业后考入省重点中学，66届初中毕业，属于“老三届”。1968年下乡当知青，以后上师范学校，1975年毕业后留校，后调县教育局工作，一直到参加1978年的高考。孤胆枪手3官方下载 再以后的经历大家就都知道了。
梯子（湖北考生，知青）：
我高中毕业后，赶上了知青下放的尾子。一开始就野得很，一个月中打了十三次群架。再后来明白公社的养猪场终不是久留之地，于是拼命劳动图表现，争取早日被推荐走。直到走出去了，方觉得知青生活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地方，只是那时不懂罢了。
洋布（湖南考生，民办教师）：
1978年，我同自己的学生一起走进同一考场参加高考，成为“新两级”大学生中的“胡子生”。富有戏剧性的是，纪念1977年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之际，竟是由我这个当年五百万考生中的一个，主持编辑了《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亲见当年决定我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御批”，感慨万端。
香港郭（广东考生，知青）：
因为高中时期我的班主任苏老师、政治科杨老师都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平时老跟我说起珞珈山的美丽，令我神往不已。所以，高考填志愿时，我毫不犹疑就填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命运之神的眷顾，我如意地实现了愿望。如今，一晃已经过去三十年，今天重新回顾，仍然深深觉得，在珞珈山度过四年光阴，是我一辈子最正确的选择。
老巨（河南考生，复员军人）：
对于机遇和缘分，1978年前我是不相信的。八年辍学，我早已放弃了上大学的幻想，当我在部队医院深夜为去世的军人换军服的时候，当我在运输单位独自打扫那偌大的停车场的时候，我哪敢再去想读什么书，哪敢再去想上什么大学。尽管有一句话叫做“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可是这句话对我来说，只能是“日子总会过去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也有机会上大学，也有缘结识一批亲如兄弟姐妹的大学同学。这不是机遇，不是缘分，又是什么？从我走进珞珈的那天，我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