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是屈原，你会投江吗？-政经参考资料
来源：跟女儿谈人生（cymjgs）
作者：陈玉明

每逢端午，不免想起屈原——端午节究竟是不是纪念屈原的，这个争议颇多，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就留待历史学家去研究考证吧。
我在思考的三个问题是：屈原为什么要投江？历史上屈原式的悲剧为什么那么多？如果我们处在屈原的境地，该怎么办？
屈原为什么要投江？
屈原确实是伟大的诗人。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读他的那些想象丰富、情思馥郁、词采瑰丽的诗作超级警官，依然会受到强烈的精神震撼，仿佛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那里徜徉、叹息、流涕。
不过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我总感觉，屈原投江，与其说是命运所迫，不如说是性格使然。
屈原代表了一种人格类型：孤傲高洁，目无下尘，多愁善感，韩牧岑情绪多变。这种性格的人，很适合从事文艺创作；但如果去搞政治，往往就是悲剧。
屈原，作为诗人是成功的，但作为政治家是失败的。
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要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坚毅的性格，要经得住各种打击，百折不挠。
从屈原的从政经历看，他早期很顺，很年轻就做到左徒（据说是仅次于宰相的大官），楚怀王也很信任他。后来，为同僚所嫉，失宠了；换了顷襄王重生豪门淑媛，处境更糟，被贬官、流放。楚国国事日非，屈原心情郁闷，于是投江而死。
屈原的经历，说实话，放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看，真算不上多么悲惨。他没有像他的楚国前辈伍子胥一样被楚王通缉、四处逃亡，没有像为他立传的司马迁一样身受腐刑、生不如死。屈原流放的地方也不算远，条件不算太恶劣；相比之下，后来的苏轼流放到海南岛，王阳明流放到贵州，纪晓岚发配到新疆乌鲁木齐，都比屈原远得多、苦得多。
在古代，贬谪流放其实是官场常事。屈原的前辈、令尹子文（令尹相当于楚国的宰相），“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背锅侠”林则徐被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他心里当然很愤慨、很委屈，但是却写诗说，“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有这种胸襟（当然，也可以说是城府），才能成为政治家；所以后来林则徐还能“咸鱼翻身”，吃喝玩乐大搜索重新出任云贵总督。如果林则徐也写“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之类的诗，会是什么下场？
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要善于团结各类人物。政治是众人之事，重要的是能不能组织大家一起干事，而不是个人有多大本事。项羽个人能力再强，也打不过善于用人的刘邦。所以，对政治人物来说，情商特别重要。
从屈原的诗作看，他情商似乎不是很高。他太孤傲了。“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诽骏疑桀兮，固庸态也。”把别人比作鸡鹜、邑犬，把自己比作黄鹄、以俊杰自居，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同事，你心里会怎么想？
屈原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道德高尚当然是值得赞叹的事，但太纯粹的人，很难成为伟大的政治家。
要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光自己人品好是不行的，还要善于与小人周旋——你自己可以不当小人，但难保你的周围没有小人。有小人怎么办鲍哲南？横眉冷对？那只会给自己制造更多的敌人；拂袖而去？哪里都不是净土呀。
政治家是怎么对付小人的呢？以第一流的政治家管仲为例。管仲在位时，齐桓公手下既有鲍叔牙、宁戚、隰朋等贤臣，又有易牙、竖刁、开方等小人。管仲明明知道易牙、竖刁之流是小人，却并没有建议齐桓公把他们除掉，直到临死前，才建议齐桓公疏远他们，不能任其为相。
齐桓公问管仲：“这三个人，侍奉我很长时间了，仲父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管仲说：“国君在私生活中，应该享有他的癖好，否则当国君便没有丝毫乐趣了，但这些癖好必须不干扰到国家大事。”
管仲对人性有很深刻的理解。齐桓公固然是个很贤明的君主，但他毕竟不是圣人，他有普通人的弱点。管仲既能替齐桓公办事，又能理解齐桓公的弱点刘彩星，所以他能长期得到齐桓公信任。
鲍叔牙呢，就有点像屈原，太刚直，太嫉恶如仇。他为相后，就要求齐桓公把易牙、竖刁、开方赶走。齐桓公虽然照做了，可是没有这些小人，齐桓公活得很不开心，最后又把他们叫回来了，致鲍叔牙忧愤而死。
政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事情。政治的复杂，源于人性的复杂。最聪明的人，也有愚蠢的时候；最高尚的人，也有自私的时候；最勇敢的人，也有卑怯的时候。作为政治家，不能对人性抱有过高的期待，而必须洞察人性的弱点，必须与可能有着各种缺点的领导、同事与下属合作，理解他们的需求。所以，伟大的政治家，往往都不是完人，不是道德楷模。但这些瑕疵，无损于他们的伟大，只能证明他们的真实与成熟。
历史上屈原式的悲剧为什么这么多？
屈原的悲剧命运，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标本意义。在他之后，有很多人重蹈他的悲剧，有的与他一样未尽天年，有的郁郁终身。
屈原的悲剧在于，他本来是个诗人，却不想只是做个诗人；他不适合搞政治，却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贺根森林战役。
屈原在诗中经常称述尧舜禹汤文武，东汉王逸认为，“《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以屈原之言行观之，他大体上属于儒家一派。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内圣外王、修齐治平才是最值得肯定的人生理想。要实现这种人生理想，做官就是不二选择。
与屈原一样，后世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读书人，如飞蛾扑火一般，在狭窄险恶的入仕之路上行进，虽九死其犹未悔。在“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之外，他们很难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比如天才诗人李白，信笔一挥就能留下一首千古绝唱。唐玄宗算是千载难逢的“圣主”了，对李白也很客气；但他看出李白“非廊庙器”，赐金出宫。可惜李白不甘心，叹息“长安不见使人愁”，最后糊里糊涂投入永王李璘帐下，卷入政治漩涡，致流放夜郎。
李白的朋友孟浩然，诗写得蛮好的，“清诗句句尽堪传”；可惜也是总想着做官，“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考进士又考不上，抱怨“不才明主弃”，所以一辈子很纠结康作如照片，号称要当隐士，但当得很痛苦、很不甘。
其实，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政治从来就是高风险的事。王听不聪，谗谄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这是宫廷政治的常态。头脑简单的文人，如果冒冒失失地蹚政治的浑水，很容易误了卿卿性命。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贬官、流放经历，还不算最糟糕的；孔融、杨修、潘岳、陆机、谢灵运等，本来都是才高八斗的文人呆呆小神捕，却为政治所误，最后都被砍了脑袋；其他如陈子昂冤死狱中，骆宾王不知所终，方孝孺被诛十族，解缙冻死雪中……
文艺之才与经世之才是不一样的，文章高手未必能在官场游刃有余。文艺更多的需要感性思维，政治更多的需要理性思维，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兼备二者之长。所以，有人说，文章憎命达。中国文学史上，以屈原《离骚》为滥觞的贬官文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吊屈原赋》《赠白马王彪》《琵琶行》《永州八记》《赤壁赋》《岳阳楼记》《醉翁亭记》……都出自贬官之手。
在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中，很多人一方面崇拜权力、渴慕权力，而在对政治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向另一面：逃避权力、鄙视权力。于是，又开创了中国文学的另一大流派：隐逸文学。隐逸文学以庄子为发端，同样留下了很多千古名作，如《兰亭集序》《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山居秋暝》《桃花庵歌》……
其实，崇拜权力与鄙视权力，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把权力神圣化，以为“得志泽加于民”才是有价值的人生，以济世救民掩饰追名逐利，固然是不可取的；反过来，把政治说得一团黑，以为官场中人都是“禄蠹”心碎度蜜月，也是不太健康的心态。政治只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我们都不可能自外于政治之外。既然不可避免，巢由、夷齐之类的人其实并不值得推许。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寻求建立一种对内能维持秩序、保障自由，对外能抵御外部威胁的最理想的政治结构。
如果我们处在屈原的境地，该怎么办？
屈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比屈原幸运得多，生在物质丰富、法治昌明的时代，可以免于匮乏、免于恐惧，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
然而，屈原的人生悲剧，依然对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警示意义。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我们像屈原一样，不被理解，有志难伸，屡遭打击，又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像屈原一样选择一条不归路。
一是要自省。“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陈龙象，对别人评价过低；遇到困难，往往喜欢归因于外在原因，或者以为只是自己运气不好。所以，困难面前，我们首先应该自我反省：困难的发生，是不是因为自己工作方法有问题？是不是自己努力不够、能力不行？
比如屈原，如果能改变一下与上司、同僚的沟通方式，不那么露才扬己，也许他的结局会好得多。最没有意义的事情是抱怨，抱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二是要自强。“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面对困难时，勇于学习，自强不息，不断超越自我，是所有成大功者的共同素质。
比如曾国藩，他没有左宗棠那种超群绝伦的天才，在晚清名臣中“最称驽钝”；他能成就不世之功，靠的不是什么运气，而是知难而进，稳扎稳打，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左宗棠不可学，但曾国藩可学。
三是要灵活。流行的心灵鸡汤喜欢赞美坚持，坚持当然很重要，但前提是方向正确。如果路走错了，我们就要及早回头。孟子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为什么要周游列国？其实就是到处找工作机会呀，所谓“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孔子晚年看看自己从政实在没啥希望了，就回到鲁国，专心治学、编书、授徒，用另一种方式成就千秋伟业。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大的环境我们是改变不了的，所以要相时而动，顺势而为。王夫之说：“君子之道，储天下之用，而不求用于天下。”在确实无用武之地的时候，不如好好读书、修身。秦末孔鲋避祸嵩山，汉末管宁避祸辽东，唐末韩偓避祸南安，明末朱舜水避祸东瀛，他们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苟全性命以期薪火相传。
四是要乐观。“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词易巧”，屈原式的文人往往多愁善感，容易悲观四德歌歌词，甚至“为赋新词强说愁”；比如清朝著名词人纳兰性德、项鸿祚，都生于富贵之家，写的词却凄凉哀怨。文人伤春悲秋也就罢了，但如果是领袖群伦的政治人物，保持乐观情绪就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要给大家鼓劲，让大家怀有希望。如果自己都泄气了，怎么可能成功？所以曹操要让大家望梅止渴，谢安大敌当前还要故作淡定地下棋。
政治人物的悲观，很可能给自己带来悲剧下场。比如汪兆铭，双照楼诗词写得不错（陈寅恪谓“阮瑀多才原不忝”），但作为政治人物，他的诗词却是一派愁苦之音；钱钟书评其诗：“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汪氏确实不适合搞政治，最后落了个千夫所指的下场，实在也非偶然。
在最绝望的时候也不要放弃希望。孔子“厄于陈蔡”，七天没吃东西了，还能“弦歌之声不绝”。王阳明34岁时因得罪太监刘瑾，被痛打一顿之后，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换了屈原或者贾谊之类比较脆弱的人，处此境地，哪还有生理？但阳明先生内心足够强大安安听书网，“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于是才有后来的“龙场悟道”，成就一代大儒。
不知道是否受屈原影响，近代以来双生侦探，有好几位文人、学者投水自尽，如陈天华、梁济、王国维、朱湘、老舍等。老舍先生是遇上史无前例的“文革”，遭残酷迫害，生不如死，投湖尚可理解；另外几位，尤其是王国维先生，“文化神州丧一身”，格外让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