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影像留史研究-公众史学
选自《公众史学评论》第一卷
摘要 将家中老照片按照一定的体裁编纂成册就是公众影像志。它是公众影像史学的一个分支，是现代影像技术普及化与当代公众史记录结合的产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人都能拍照，但不是每个人都将照片编纂成册，以此来记录历史。影集可以分为个人影集、家族影集还有专题影集，将照片编纂成册不仅能记录个人历史，有利于家庭教育，也有利于从不同侧面反映历史。因此要对照片进行整理，利用电子技术，并对照片进行必要的文字备注，真正做到留史于社会。
关键词：老照片 影像志 公众史学 个人史
1988年，美国教授海登·怀特发表《书写史学与影像史学》，首次提出“影视史学”(或“视听史学”）概念，即“以影视的方式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偏重视频，如历史纪录片和历史专题片。中国台湾的周梁楷教授在引进美国“影视史学”时，对其内涵做了扩充：“凡是静态平面的照相和图画，立体造型的雕塑、建筑、图像等，凡是所有影像视觉的媒体和图像，只要能呈现某种历史论述，都是影视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1]此研究对象，既指视频，也包括照片。不过，他的研究重点仍是借助影视来研究历史。中国大陆学人如于庆祥、陈仲丹、蓝勇也会用“图像史学”，专指借用图片进行历史研究。“影视史学”或“图像史学”，均偏重影视或图像的史学应用。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第九章《公众影像史学》力图将“影视史学”与“图像史学”两者统一起来，称为“影像史学”。所谓影像，是指运用技术手段记录事物的外在形象。这个定义显然不同于前人，偏重历史生产，即历史的影像再现。为了凸显公众的参与生与对象性，前面加上“公众”，称为“公众影像史学”。作者涉及了绘画、照片、视频三类，重点关注了公众影像志与公众历史纪录片的生产。由于全章是宏观的勾勒，初步的建构，尚待进一步细化。本文拟在钱老师的指导下，对其中的公众影像志作专题的论述。[2]影像志，是近年学术界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如解振华《中国影像志》、中央台《见证·影像志》，显然包括电影、电视、照片等。本文所谓公众影像志美国兵是废货，特指照相集，香港称为“影集”，即将家中老照片按照一定的体裁编纂成册。拟分别从公众影像志兴起的背景、发展的现状、制作影像志的意义和如何制作影像志四个方面加以说明。重点通过照相集的编纂，思考公众影像留史问题。
一、公众影像志兴起的背景
影像志相较其它文献而言是一种新兴的历史记录方式黄培云，那么，它到底是如何兴起的呢？仅仅是因为人类发明了拍照技术吗？其实不完全如此，影像志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多方面的时代背景。
1.现代摄影技术的普及与记录生活习惯的形成
影像史学是史学和现代影像技术“联姻”的产物。影视史学是近百年来传媒工具革命的结果。从1839年至今的178年历史中，照相技术大体经历了四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工机械相机，第二阶段是自动相机即傻瓜机的发明，使相机进入寻常百姓家，特别是城市居民中。第三阶段是数码相机的发明，使摄像的容量限制问题得以解决。第四阶段是智能手机的发明，人人可以随手拍，数量更是惊人。从使用者来说，经历了专业摄影到业余摄影的转型。从空间上说，经历了由沿海大城市到内陆城市，由城市而乡村的过程。以前拍照片是富人家专属的权利，也只有在特殊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才会拍照。21世纪以后，智能手机几乎人手一部，旅游、健身都得拍照，甚至吃饭睡觉看书也会拍，随时随地拍照已经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年轻人之间也流行着“手机先吃”这句话，意思就是吃饭之前要先拍照吃粽子的来历，可以见得，随着拍照手机的普及，用照片记录生活几乎快成了一种习惯。照片拍摄逐步普及化，留下的照片数量相当多了。根据图片软件网站Mylio引用市场调查机构InfoTrends的资料[3]。截止2014年，全人类总共拍得8，098亿张照片，按此发展到2017年，更预计有达1.2兆张。当然，目前拍照活动的发展仍不平衡仍不充分，表现为城乡间的不平衡，表现为家庭间的不平衡，表现为个人间的不平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诸多落后观念，影响拍摄活动。
2.历史观从“君王史”向“大众史”的转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史学开始有了下移的迹象。“‘自上而下’的精英历史观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大众史观，使史学家在研究‘经国大业’之外还把触角伸向普通民众，去关注他们那‘平凡的世界’。”[4]历史观的变革为公众史学打开市场，也促进了影像志的兴起。传统史书中对民众的描写可谓少之又少，致使我们研究大众历史时无法从其中找到足够的史料赵尔文。而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是要以史料为据，不能无凭立论。所以社会上学者就改变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多以搜集纸质的文献资料为圭臬的史料观，逐渐把目光转向更能反映大众生活状态的、由大众自己创作的口头传说、小说、及近代的相片上。而在这些“草根”史料中老照片又因其独有的能真实反映当时场景的优点，被重视起来。“以图证史”的方法逐渐发展起来。流行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的《北洋画报》、南方的《良友》等，就被视为非常重要的史料来源，仔细察看，可窥见当时的时代风貌与社会痕迹。又如80年代以来，山东画报出版社陆续出版的《老照片》影集，也为学者研究近现代社会史提供了丰富史料。
二、影像保存与使用的现状
虽然我们在提倡将老照片收集整理、开发利用，但是目前老照片还是面临着许多困境，存在着三个最大的现状：一是对照影集的价值与意义认识不足，二是对于老影集不知如何保护，三是人们没有开发利用意识。
现状一：家庭相册保护的种种风险
从照片的收藏来说，一是很多人喜欢随手一放，或随手放在抽屉中，没有收藏意识，这种方式最为落后。二是按一定专题放在相册中，有了简单的整理。这种保存方式，有三大问题，一是家庭相册，多只有孤本，没有复本，长久保存的风险较大。二是自然损害。随着时间的磨洗，老影集的画面会越来越模糊，如果一些老影集里的相片已经无法看清了，那就会被丢弃。三是家庭人员缺乏档案意识，导致照片的长久保存成问题。尤其当人像分享时，即当事人过世，其相册不受后代重视，被后裔当废品出售。很多人在过世之后，他的后代会选择将逝者生前的衣服、生活用具等一并处理掉。在老人过世之后，许多老照片也会被随意丢弃。比如在《一本老影集，记录了一个家族一百二十年的历史》这本影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本影集主人叫陈性之，他在杭州等地的邮政局工作过，这本影集一直由陈性之的儿子陈宗远的夫人保管。陈宗远夫人过世后，其媳妇整理遗物时扔掉了影集，这样，这本影集就流落了人间。这本影集保存到第三代，到第四代时，家人缺乏家族历史意识，等整理过世者的房间，就随手扔掉了。[5]像这样对于故世的老人照片的随意处理，就会让家族记忆产生断裂。其三，数量过多带来的风险。胶卷时代，每次拍摄好以后会冲印。但进入数码时代以后，逐步不再冲印，直接存入电脑，后来是云端而已。某种程度上，数码相片的保存，不如相册，不小心会出现误删现象。
现状二：照片局部分享的出现
从照片的分享来说，一是在亲朋间小范围内分享。这是最为普遍的模式。为什么多数人们不愿意选择公开老照片呢？因为人们有“私有”意识，认为这些老照片是个人私有的，将它公开化之后就像隐私被公众窥视了一样。还有人觉得只有那些大人物、大事件的老照片公开才有价值，认为普通老百姓的照片公开也没有多大的公开价值。这样的观念使得公众多数人都没有老照片集开发利用的意识和习惯。这样就使得老照片的作用非常小，无法起到它的社会价值。
二是放到网上，在朋友圈分享。局部分享的出现。那这些照片最后都去哪里了呢？胶卷时代，每次拍摄好以后会冲印。但进入数码时代以后，逐步不再冲印，直接存入电脑，后来是云端。数据研究公司QuestMobile发布的《2016年度APP价值榜》[6]显示，2016年度APP月度活跃用户数、活跃率以及人均月度使用时长最高的APP都是微信。2016年12月各大APP活跃用户数的表格中，前十名有三个是社交平台。微信以85639万用户居榜首，同比增长23%。QQ位居第二，65524万，同比增长-2%。同为社交平台的微博以34118万位居第八，同比增长46%。这三个社交平台都有发布照片的功能，也就是说，电子照片大多以零散的形式去了朋友圈，去了QQ空间，去了微博等各种社交平台。其特点是局部影像的及时记录、及时分享。普通大众可能主观上并没有主动记录历史的想法，但他们的行为方式已经自然而然地将关于自己和身边人的历史用图片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加以保存了。
现状三：没有编纂成册的习惯
现在人们已经开始频繁拍照了，但人们仅仅是“拍下”照片，没有意识到单张或局部照片的局限性。单张或局部照片，属及时记录历史，是零星的文本魔岛迷踪，只记录某一个时间段的图像，缺乏系统性。到一定时间段，须集中回溯，加以编纂成册，那了解更长一段的历史赖昌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照片的最高效益。所有的照片都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炮火霸王花，因此每一张都弥足珍贵。虽然他们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照片都是零散的，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一张照片不能全面反映事情吉增佩玛。只有当他们被整理成册时，照片的价值才能最大化。影集的编纂，本质上属于图书形态。对一个不熟悉文本世界的人来说，稍为复杂的文献编纂自然不关注，即使稍为简单的影集的编纂也不会想到。从根本上说，之所以忽视照相的再开发利用，主要原因是公众多数人不知道缺乏个人史、家族史的意识。出于“成王败寇“的影响，人们习惯于认为不管书写个人史还是家族史，都是名门望族和一些有影响的大人物的特权，不习惯于将草根平民放入到记录个人史、家族史的角色中去。但是现在我们逐步在提倡书写民间历史，钱茂伟在《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中提出“完整的‘大国家历史’，由‘国家历史’与‘民间历史’或者说是由‘君史’与‘民史’两大块组成的”。[7]现在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三、影像志的编纂模式与步骤
要解决家庭相册面临的长久保护问题，一是建立家庭照片的公藏制度。家庭保存是一种私有保存，是一种短时空保存与使用观念。档案保存是一种公共保存，是一种大时空保存与使用观念。公共档案保存不同于私人之处，不再从属于某一人，而从属于大家，且是永远的大家，于是要求永久保留，永久使用。公共档案馆应建立个人影像库，个人与家庭均须有一种大数据库观念来解决照片的储存与检索问题。二是编纂成电子相册。三是编纂影像志，这是更高级的保护模式。因为孤独的照相，他人无法使用或使用效率不高。因为缺乏照片生产的背景说明问题，别人不知道上面的人物是谁不知火明乃，在哪些儿拍的照，为什么要拍。对当时人来说，照片的拍摄过程是清楚的，但对后人来说却是不清楚的。当事人在时，可以当场解释；一旦当事人不在场或过世，则无法说清了。要解决这个补充说明问题，必须配备文字说明。将照片编纂成册，加以文字说明，就成为文本，进入文本世界，如此就可以永久传承与使用了。它有图有文，更便使用，且复本多，更便于流传与保存。
公众影像志的编纂模式，主要是个人影集、家庭影集。我们提倡为最简单的建构，就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影像志建构。有些人会觉得制作影集遥不可及，觉得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其实不然，人人都可以做影像志。2016年上半年开始，钱茂伟老师在宁波大学的课堂上推广个人影像志制作项目。当年，共有28个学生参与，完成28部个人影像志。以其中一位大三学生的影像志为例，她记录了从初中到大学三年级一共九年的时间，60多张照片。其中初中照片1张，高中44张，大学18张。高中的44张照片中，高三运动会6张，毕业典礼和聚餐8张，毕业旅游21张，其余只剩下9张是平时事件的记录。由以上数据可得，人们对持续时间较长的重大事件，记录得比较详细，比如毕业旅行、为期两天的运动会。但是除去这些照片，再看每个时间段的照片数量，初中1张，高中9张，大学18张。这就可以看到，离现在时间比较近的，照片数比较多。这应该是由早期照片拍摄过少决定的。又如吉珠《一个人的影像志》(2017)，是一篇影集汇编。李代才的《大足影迹》，被人称为“一个人的影像志：寻梦乡土50年”[8]。
可以组织为单位来建构。如马京然编的《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师生影集: 1950～1980》(2015)。
也可以按事件可以做成专题影集。不同主题，可以将单独的照相编纂成不同的影集。从《新浪图片·影像志》来看，专题的影像志可以作无数的归纳与建构军神之子，这是更为多元的建构。有独立成册的影集，如赵迎新、李健《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2014)。
那么，如何将照片编纂成册呢？简单来说，有三个步骤——拍照、整理、备注。拍照片要拍得多，拍得好；整理照片要有顺序，有逻辑；备注要既简单，又详细。
1.整理：有顺序，有逻辑
整理照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一定的顺序去整理。最常见的个人影集，记录某人的一生，那么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或者还有记录某件事情，如记录甲午战争的《甲午影像志》[9]就是以事情发展顺序来编排。在退休的铁路老干部李大耕的家中，有一个书柜装满了厚厚的册子。李大耕又从书柜里拿出一本老影集，那是他们家搬到丰台之后的合影。1954年那张摄于丰台照相馆的全家福的布景是天安门，到了1956年，同样在丰台照相馆的合影，背景变成了北海公园[10]。这些原本是零散的照片，正是由于李大耕用心的整理，才成了一本本厚厚的影集，才能看到李大耕一家搬到丰台之后合影内容的变迁。李大耕还有一本名为“铁路历史上的今天”的资料册，虽然内容不是以照片为主，但是也可以反映将内容整理成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将同一个月份不同年代发生和铁路相关的历史事件、奇闻异事等进行归类，“同一个月”的资料信息至少会占用两个大册子。毛泽东号的命名、京沪高铁的开通、各种铁路事故的警钟、铁路沿途的景点、站台票、时刻表……翻开这本资料册，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当时的社会现状，可以说是这是研究当时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
在历史类的陈列展览中，老照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展品。以国家博物馆为例：在曾经举办过的《中国近代史陈列》、《中共党史陈列》、《中国革命史陈列》、《近代中国陈列》及《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百年诞辰纪念展览》、《肩负人民的希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图片展》等众多陈列展览中，老照片都占有相当份量。[11]但是如果仅仅是把所有相关的照片展出，恐怕没人会去看。因为不知道哪张照片在前、哪张在后，不知道哪张照片可信，哪张照片是伪造的。只有将照片进行筛选、整理、编排，才能将每张照片的价值最大化。
2.借助现代技术来编辑
《中国公众史学通论》提供了三种将照片做成纸质影集的方式：请照相馆制作影集，自己制作影集，借助PPT制作影集。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我们还可以做成电子影集等。在电脑上下载美图秀秀和格式工厂，将照片导入到软件中，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编排，完成之后保存，随时可以翻阅。而且电子影集还容易备份，纸质影集则容易导致孤本的现象。重庆的一位独立摄影师光影用现代技术做成了《光影志：我的影像志》[12]，这部影像志将图片以类似于PPT的模式播放，每张播放的时间相等，并且配上了抒情的音乐，带来一场视听盛宴。同理，我们可以为电子影像志配上文字、音乐、动画，使照片“活”起来。当然，制作完成以后一定要记得备份小儿不畏虎，或上传至云盘等，以防不小心误删。
3.文字说明：既简单又详细
影像文本对文字没有必然的依赖性，不过有辅助文字来说明显然更有历史意义。[13]照片本身是静态的，它不会说话，所以要让别人了解与照片相关的背后信息，必须通过文字来加以补充说明。有一本摄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一本照片集，拍摄者是一位外国人，贾石头他在乘轮船从宜昌沿长江西上直到重庆的途中拍摄了一批长江三峡的照片，记录了沿途的风光、建筑、传说、民俗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三峡的自然面貌和风土人情。[14]拍摄长江三峡的照片非常多，但是这本照片集最珍贵之处不是有照片，而且有大段文字说明。比如在三游洞的照片旁，就有以下文字说明：
在宜昌的旅行者一定要尽可能地省出时间去参观一下这个美丽的风景点。在河流上游英里宜昌峡入口处，步行或坐轿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有一座别具一格的庙宇建在洞穴里，从庙宇往下俯瞰，能见到一条宽约英尺的水晶般清澈的溪流，往上，能看到宜昌峡优美如画的风景。这一条溪流非常宜于沐浴。沿着峡谷往上走，出现在面前的是一座当地的造纸厂。从照片上可看到大量的纸正被运往等候在长江上的中国大帆船上……
有了照片，读者可以直观地看到当时三游洞的真实面貌，而有了文字备注，则将读者可以了解到的视野扩大了，丰富了这张图片所能带来的知识。图文并茂，也给读者带去了更好的视觉享受。如果记录的本子非常有意义，那么也会赋予照片更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在退休的铁路老干部李大耕家的书柜中，还装着李大耕从孩童时期到儿孙满堂的数十年的照片。随便拿出一本影集，他能清晰地说出关于这张照片的一切。比如拍摄缘由、时间、当时心情等，因为这些他都用文字记录在照片的旁边。
还有另一个老人——叶景吕。影集《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记载了主人公叶景吕1907年到1968年每一年的样子。每年一张照片，主人公都很有心地备注了年份以及大事件。比如1908年的照片，标明了体重152磅；1912年的照片，特别说明因为实行新历，所以这年“实年”31岁；1915年，夏天体重145英磅等等。由于这些数字，原本存在于二维平面上的叶景吕突然变得立体了，我们知道了他不同时间段的体重，知道了他这一年是胖了还是瘦了，一切变的生动起来。
因此我们一定要为照片做文字备注，而原则就是既简单，又详细。简单，是指去除一些不必要的细节，能在照片上看出来的内容不用写，主观臆想的内容不用写，只要能表述清楚照片所想要表达的内容就行。详细，是指要把该表述的内容都表述出来，不可漏了重要的信息。想要做到既简单又详细陈柯桦，可以按照新闻五要素即新闻的5个W来写，分别为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何因（why）、何人（who）。这是新闻中不可缺少的五个方面，是对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同样适用于对于老照片的文字备注。
四、公众影像志编纂的价值与意义
那么，将老照片编撰成册有什么价值呢？下面分三大块，加以说明。
1.个人影集：详细记录个人历史
影集是一个人在这世界上生活过最有力的证明。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故事，照影集承载着人生难以忘怀的记忆和历史。但是如果这个人生前有照片，而且是记述自己一生精力的照影集，就算它用过的东西不复存在了，但是当后代翻看照影集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人生前经历过什么。老照片是分为两类的，一类是代表着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照片，另一类则是更多记录着大众日常生活的照片。两类老照片的价值和意义也是不一样的，第一类老照片更容易成为历史收藏品。2009年《生活》杂志举办了1000万幅优秀摄影作品展，而其中的250幅照片使得人们重新了解了重庆的过去。在这二百余张照片上传后，便有很多发现其中蕴藏着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比如一幅表现重庆调停期间马歇尔将军的照片就属于首次公开。有文史专家称，该照片对研究抗战胜利后，中美关系史和国共关系史研究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5]。像毛泽东、赫尔利、蒋介石等人在重庆谈判期间的合影，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词的照片及反映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大轰炸”的照片等，都弥足珍贵。专家说，大部分照片是首次面世，表现“重庆大轰炸”的彩照更鲜见方齐禾，且质量完好，可谓战时重庆的“百科全书”。像这一类的老照片它们的价值更容易被人们发现，也更容易收集起来，编纂成册，开发利用。
第二类表现公众日常生活的老照片，人们对它的认识就相对浅薄。这样的老照片绝不仅仅是代表个人生活，老照片汇集成照影集，照影集又书写着个人史和家族史，这本照影集是“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影子，是大时代在小人物身上的反映”[16]。普通百姓的家族往事和个人经历，往往记载着一个更为深邃、广阔而又细腻的真实中国天禧永泰。此时照片中的人就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国家十几亿分之一的组成。从这样的个体看一个国家的历史变迁，视角会更加丰富，内容更加详细，历史书写也就会更加全面。无数个体的照片、家庭的照片聚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不是靠史家用逻辑编织出来的，而是永远可以生发出新的细节的生活本身。
影集有自己本身显而易见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还有很多人认为，人在短时间内的变化并不会很大，只需要用照片记录一些重要的事件即可，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影集《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记载了主人公叶景吕1907年到1968年每一年的样子。每年一张照片，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将主人公62年的生活状态很全面地展现出来。而且主人公还很有心地备注了年份以及大事件等，有利于我们了解主人公。比如1952年的照片，或者是称不上照片，这一年是一张剪纸。主人公叶景吕请了一个专业的剪纸先生，为自己剪了一个侧面肖像，并用墨水涂黑。因为这一年，对叶景吕来说是难熬的一年。1952年，叶景吕因为大儿子信奉“一贯道”受到了牵连，大孙子叶毅举报他贩卖黄金，又受到了审查。虽然事后查明，其实叶景吕是帮助罗家卖一些首饰来贴补家里花销，没有大问题，被免于追究。但叶景吕认为这一年是自己的“污浊之年”，所以决定不照相。一张照片记录一件事情，一组照片就记录了一段人生，价值也当然是影集更大。
2004年，在北京嘉德春季艺术品大拍时，一组天津大资本家王文典的老照片以19.8万元拍卖成交。而2005年上海嘉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古籍善本专场中，一张清代大臣陈宝琛的70岁照片以2.42万元成交。虽然陈宝琛的知名度远高于王文典，但是王文典的照片数量远高于陈宝琛的，价值自然远高于陈宝琛的。
2．家庭影集：再现一个家族的历史，让家族历史教育有图为证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说：“家庭相册展示的是真实的社会记忆，将过去的相片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列，也就是社会记忆的‘理性顺序’，它唤醒并传承的是对各种值得珍藏的事件的回忆，因为所有的人都将展现其过去的纪年看成是一个加强凝聚力的因素，可以这么说，如今，所有的人都可以确认其过去。”[17]
相对于个人影集来讲，家庭影集的主人公由一个变成了多个，影集承载的不仅仅是家族的历史，更有家族的情感。收藏家刘刚先生曾以三万元的价格收购了800多张上海王开照相馆的老底片，除有少量孙中山先生北京奉安大典的照片外，另外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富有人家的私人影像集。刘刚先生将这批照片公布在网络上替身哑妻，动员网友们共同考证，结果发现了民国期间一位民族实业家和新闻人何联弟一家的故事[18]。由于拥有了这些老照片，由于这些老照片被有序编排到了一起，我们才能看见一个现代家族发展的历史，对记录家族历史有非常大的帮助。
2017年9月，由腾讯图片主办的《如何留下你的家庭影像志》主题论坛落地2017平遥国际摄影节。论坛现场，主持人参访了5位嘉宾。杨抒怀：“大家拍照从身边人开始，多给自己和家人留一点影像，至少后面不会留下遗憾。”陈洁：“有些画面、有些内容真的是没有拍到，现在想想非常可惜。”刘凤林：“今天再翻这些照片，从恋爱到结婚、从怀孕到生子……一张张当年不经意拍的照片勾起了我埋在心底的欢欣枭宠女主播。”[19]
家庭影像是家庭人员的形象替身。孩子没有机会亲眼见到爷爷，那就只能通过照片或者影像。甚至，影像也成了和已逝亲人的对话载体。不仅如此，照片是连接身边人过去和现在的载体，从而引发珍惜身边人的感慨。这个时候，照片就不仅仅是起记录的作用，更是承载着家庭教育的重任，家族影集是连接老辈和晚辈、现在和过去的枢纽林姮怡，更能增加家庭认同感。
3.专题影集：再现不同侧面的历史
专题影集中，编者将一张张相互有关的照片，根据一定的时间顺序、发展顺序或者逻辑顺序编纂建构而成，比起单张照片有更高的可读性，有时甚至可以当作一本书来阅读。这些影像志都反映了不同侧面的历史，以不同的视角去反映历史。比如《新浪图片?影像志》就收集了很多的专题，有《公交地铁内景曝光：西方镜头中的平壤真容》[20]，辛格和威特沃恩拍摄的名为“走进平壤”的视频展现了平壤的夜间美景和日常交通方式等，为我们展示了和以往认知完全不一样的平壤。而用照片展示平壤，比用任何华丽的文字和语言更具有说服力。
再如2016年11月出版的《甲午影像志》[21]，该书作者致力于研究甲午战争，研究资料丰富，并且掌握有大量珍贵图片。他利用传世老照片、地图、绘画、器物图片等类型的图像资料，系统、形象、具体地展现甲午中日战争的前因、后果、战争历程、战争影响等等，从而完整地向读者展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貌，增强了可读性。这一次，甲午战争以更全面、更系统的样子展现在众人面前。这一切都将归因于作者将大量的照片收集到一起，并加以自己的注解。如果仅仅是简单的一张张零散照片，读者不知道相互之间的关联性，那么就很难有一个系统的理解，难以将甲午战争的前因后果等了解地清清楚楚。
不久前，以昆明城建股份有限公司名义向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的由抗战时期援华美军克林顿·米勒特先生和保罗·伯彻先生所拍摄的250幅135彩色反转片，具体全面地记录了抗战时期中国云南地区的人文状况，中国军民以及援华美军的精神风貌。这组照片不仅填补了中国抗战时期彩色照片资料的空白，而且看到了残酷战争之外的景象——田野里万物生长，男女要婚嫁，人们赶集购买生活用品，书店花店依旧营业，学校依旧上课。如果没有这些照片，我们很难想象出当时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战争之外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仅仅是一张照片，或许不能说明，可能很有可能这张照片只是个例，不具有普遍性，历史的空白就无法被填不上。但是当一张照片变成一组照片，我们可以很笃定地为这段空白填不上他应该有的历史色彩。广州市博物馆藏有一本黑白照片集，收录了157张黑白照片，内容为孙中山先生及其同志有关筹备革命军饷的往来信件。保留的照片中，有一部分内容是反映孙中山先生签发的旌旗状、委任状、奖凭、奖状及中华革命党债券。这些证件上的文字内容都已收录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里，但是证件上的那些印文却未被收录[22]。但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对于研究也有很大帮助，最重要的就是填补了未有的空白。得益于这些被保留下来的老照片，我们才能窥见历史，才得以看到历史的真面目。
影集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更为方便的公众史记录模式。在照片出现以前，记录历史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书写的方式产生的，但是在照片出现以后，照片成为了一种极好的记录历史方式，尤其是对于大众来说，这种方式不需要耗费太多的精力，随时随地“咔嚓”一下全医网，当时想记录下来的人、景就能被记录下来。普通大众没有用笔详细叙述历史的习惯，虽然有许多家庭出于延续家庭记忆的目的编写家谱，但是人们在家谱上只是一个名字及部分较为重要的事件的概括，整个社会的变迁、历史风云变化都不能详细的记录下来，照片有这样的功能。从理论上讲，照相技术的普及，为家族的流传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式。“从照相术发明应用的那一天起，照片便成为了人类认知世界和社会发展进程的忠实记录与见证，与文字资料相比，照片直观、形象、生动、观赏性强的特点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23]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可能用文字书写个人史较为困难，但拍照是用上几分钟就能学会的技能。张广智说：“影视史学在公众史学这个大家族中最具亲民的特点。应当也能起到先锋的作用。一旦公众拿起数码相机、摄像机、智能手机，拍下身旁的点点滴滴，记录社会一角的琐琐碎碎，人人都成了历史影像的记录者，组合起来就是一幅幅悠长的历史画卷。”[24]在公众用影像记录生活的过程中，个人小历史组成大历史，历史就在我们身旁，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
小结
现如今，拍照片已经成为公众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公众普遍缺乏将照片变成影像志意识。虽然公众影像志已经有了小范围兴起，但仍然需要我们向大众推广，使大众普遍意识到用影像志记录历史的重要性。现代科技的深入发展有利于发掘、利用影像史料，也有利于将历史学的表达以影像史料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科学范式。如果有更多的公众能留下他们自己的影像志，不仅对于个人来说益处颇多，对社会也是百利而无一害。“公众影像史学”作为公众史学的一个新成员，其发展有利于改进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单一的现象，而且能扩大资料来源，弥补历史空白等。
[1]周梁楷. 影视史学与历史思维[J].（台）当代1996 (118).
[2]2017年宁波大学“大学生科研创新计划”(简称校级SRIP)项目，感谢钱茂伟教授的精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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