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瑞堂国学讲座之伟哉《孔丛子》（二）-六瑞堂翡翠

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家族体系，还有以他为代表延伸出来的儒家哲学体系，都非常的博大。在儒家发展历程中，先秦已降，有两个人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朱熹，关于朱熹，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对他还有很大的诟病，这源于五四时期的国内知识分子对朱熹思想理论的曲解三棵千年松，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曲解。
实际上，朱熹的一生是很令人羡慕的，每一个治学的人都会羡慕他。朱熹的一生只做了三件事。第一是闭关修行，第二是读书著述，第三是传道授业。朱子一生的著述非常丰富，可以说历史上主要的儒学大家写的书加起来都没有他一个人写的多，朱子“立言”是非常勤勉，非常多产的。除了写书以外，朱子一生主要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教书育人。宋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高峰，诞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作为当时全国规格最高的儒学学术中心，到岳麓书院学习，成为每一个青年才俊的梦想，到岳麓书院讲学，则是每一个儒家学者的殊荣，能成为岳麓书院山长的，必是公认的儒坛领袖。朱熹之前，岳麓书院的山长是湖湘学派的宗师张栻，张栻去世以后，由朱熹接任山长。
朱熹的思想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在元朝的时候，他的理论就已经成为官方哲学了，后来在日本、韩国，官方和民间都很崇尚朱熹思想。
第二个就是王阳明。王阳明的思想很具有开创性，是整个明朝诞生的最有价值的儒学思想，也是宋明时期对后世影响唯一可以与朱熹比肩的思想。王阳明的思想尽管在中国影响也比较大，但大放光彩是在日本。据说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人手一本《传习录》，蒋介石成为王阳明的“粉丝”，就是在他留学日本期间，发现到处都能看到有人在读《传习录》，出于好奇就买了一本回来看，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恩度说明书，被王阳明的思想深深吸引了，阳明心学是对儒学思想的一个大发展。
从孔子时代传承下来的儒学思想体系和流派，他的家族等等诸多方面，构成蔚为大观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极。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孔丛子》是一本“孔家杂记”，主要内容是记述了孔子以及弟子、再传弟子等一共九代儒家学人中间的一些顶尖人物的言行。《孔丛子》的作者是秦末山东曲阜的儒生孔鲋，他是孔子的八世孙。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孔鲋不仕，令其弟子叔孙通出仕秦朝纯情校医。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孔鲋经友人引荐，在陈胜手下担任博士、太师，以备咨询。后由于陈胜不能听取规谏，以致起义形势直转而下，最终导致失败，孔鲋在与秦将章邯的战斗中战死，卒年五十七岁。詹雯婷
其弟叔孙通眼见秦朝大势已去，出奔咸阳，先后追随项梁、项羽、刘邦，汉朝建立以后，叔孙通主持制定了礼乐制度，为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孔丛子》记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观念，我们来了解一下。其中有一段说：“宰我问：‘君子尚辞乎？’孔子曰：‘君子以理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辞富说，非所听也；唯知者不失理。’”意思是是说宰我问孔子，君子崇尚言辞吗？孔子回答说，君子崇尚道理。学识渊博而不得要领，不是君子所要关注的；辞藻富丽而夸夸其谈，不是君子愿意听闻。只有聪明智慧的人，说话做事才合乎准则。
这段话说的很经典，孔子认为君子要“以理为尚”，这个“理”，指的是非曲直、人情事理。君子不管是学习也好，说话做事也好，都要重视这个“理”，把“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中国人总是喜欢讲“主持公道”“说句公道话”，这个“公道”就是“理”。
“君子以理为尚”的观念对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非常重要，我们看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学中间，有一个非常耀眼的流派，就是所谓的“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魅世狂音，在唐代掀起了著名的“古文运动”，一改魏晋时期的浮华绮丽的文风，倡导写诗作文应当回归质朴自由，使唐代的文学气象焕然一新破鞋弃妃。韩愈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文以载道”，把弘扬精神、说明道理作为写文章的归宿和目的。这里的“道”翟孝伟，就是指的儒家思想，韩愈的文学思想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宋明时期，成为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坛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流派，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孔子“以理为尚”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力之大。
此外，孔子在回答宰我的疑问中，还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治学的“博”与“约”之间的关系问题。通常人们都会认为，博学总是好的，但孔子认为不一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表明孔子认为相对于博学，掌握要点才更加重要。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讲“智者不博，博者不智”，跟孔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
为什么孔子。老子的观点听起来有一点“反常识”呢？为什么会出现“智者不博，博者不智”的现象呢？其实这是有原因的。老子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智者并不是以知识渊博为追求的，那些一味追求知识渊博的并非是真正的智者。这其实是与“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表达的是相近的意思。智者求理，理向一，所以求理者日损，损则不博。学者求识，追求知识丰富，丰富为多，所以为学日益。智者不博水皮的博客，就是无为的例证，博者不智，就是有为的例证。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求学求知，是为了成为一个书呆子般的学者，还是想成为一个有智慧的智者呢？我想应该是后者，学知识不是为了一味的把知识装在脑子里面，而是为了消化、吸收、利用花间曲。只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间，总有人混淆了手段和目的，把知识当智慧，自然就难以领会蕴含在知识中的要点，也就空有满脑子的知识而没有智慧了。
当然土人殿，老子和孔子的意思并不是说博学不好，他们只是反对那种学知识为“博”而“博”的人。其实不论是我们学文学、学国学、学书法也好，还是学别的什么的东西也好，都要注意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就拿学书法来说，首先你要选定一家的书法，大瑶山隧道持续的学习和训练，不能今天想学欧体、明天想学柳体，后天又想学颜体，东一榔头西一棒，是肯定学不好的，在求学的初期，就要以“约”为主，先把一家的东西弄懂、学透，等有一定基础了，就可以广泛涉猎，博采众长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有鉴别力了，有底子了，学起来才不会盲目，不会迷失掘越二郎。当你能深入领会众家之所长并且能融会贯通，为己所用的时候，就可以“法无定法”“万法归宗”，创新你自己的东西了。
《孔丛子》还讲到了一个跟读书有关的话题，很有趣。子张问曰：“圣人受命白青刚，必受诸天。而《书》云‘受终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于天者，汤武是也。受命于人者，舜禹是也都市游龙。夫不读《诗》《书》《易》《春秋》，则不知圣人之心，又无以别尧舜之禅、汤武之伐也。”意思是说子张问：“圣人秉受天命，一定是受之于天，但《尚书》里却说‘舜在尧帝的太庙里接受了禅让’，这是为什么呢？”孔子回答说：“受命于天的君主，有商汤、周武王，受命于人的君主，有舜帝、大禹。不读《诗》《书》《易》《春秋》，就无法体察圣人之心，也没没有办法辨别尧舜禅让与商汤王、周武王攻伐桀、纣的区别李西华。”
子张的提问很有意思，也确实问在了儒家思想的“点子”上。中国关于“天子”的思想，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但使用并不广泛，到了汉代，天子的称谓才开始流行，而为天子思想提供了伦理支撑的正是儒家经典《尚书》。
子张看了《尚书》，自然而然产生了疑问：都说圣人秉受天命，是受之于天的，为什么舜当上天子是受尧帝的禅让呢？如果舜当为天子，凭什么要接受尧帝的禅让？又有什么必要接受尧帝的禅让呢？孔子的回答很有意思，他没有正面回答子张的问题，而是先区分了“天命”与“人命”两种情况，又分别举了不同的天子登上帝位的不同途径，最后总结说：年轻人，要多读书，不多读书，就搞不懂这里面的区别。也许子张内心很想接着问：多读书了就一定能搞明白这个问题了吗？或许是他怕老师觉得自己“朽木不可雕”，最终还是没有问。
从孔子的回答里面，我们只能得出一部分信息，就是“受命于天”的帝王，都是通过搞暴力革命登基的，商汤王、周武王都是如此，当他们起兵的时候，提出的口号就是替天行道，把现任的帝王拉下马，而且他们的口号最终也得到了儒家的肯定。另一点是，“受命于人”的帝王ca1589，他们天子的地位也是合法的，也可以被视为“受命于人”，否则尧舜就不成其为圣人了訾金雷。那么这其中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孔子认为，关键在于“圣人之心”，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圣人之心”呢？不得而知，因为孔子认为，不读《诗》《书》《易》《春秋》，说了你也不明白。
其实孔子说的确实有一定道理，有些问题，你如果不多读书，多思考，你就很难弄明白它内在的逻辑。比如中国的古话说“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说明士人懂得选择贤明的君主是智慧，但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把忠心是为臣子的第一美德，那么到底是应该认定一个君主就一忠到底呢，还是应该在发现君主昏庸无能又不听劝谏的时候果断离开呢？像这种问题，也只有多读书，认认真真思考书中的道理，才能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答案。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间，孔子还是指出了一个读书思考的路向，那就是“圣人之心”，圣人怎样做，取决于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决定着他们是秉受天命，还是狂妄僭越刘庆新，同样，对于人生中的问题温安妮，我们有什么样的心，决定了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了我们配得上怎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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