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文｜寻找高密-学术莫言


青白色的玉米棒子皮，而不是高粱穗，七零八落地躺在土路上。路旁，红底白字的条幅抻得平平整整，挂在铁丝网上，写着“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先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大爷，莫言家的老房子怎么走？”我问一位坐在自家院门口的老人。
“谁？你找谁？”他用手拢着耳朵，大声回问。
“莫言，那个作家。”
“噢！”他点点头，笑嘻嘻地伸手往远处指着，“往那边一直走，看见门口也挂着红灯笼的地方，就到啦。”
这是10月14日，莫言获得诺奖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在作家的老家、山东省高密市大栏乡平安庄。评论者说，这片在莫言书中总是以“高密东北乡”的名字出现的土地，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
两年前，我在济南长途汽车站准备搭乘前往菏泽的长途车，从众多大客车里发现了“高密”的牌子。当时，我简直恨不得跳上那辆车，去看看，莫言笔下反复出现的高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如今，我站在岔路口前。左边，一溜大红灯笼沿着半空中的电线向前延伸；右边，电线杆上光秃秃的，什么装饰也没有。
向左，跟着灯笼走，就能到达目的地。
莫言旧居的两批来访者：韩国人和风水先生
目的地是一处红瓦黄墙的平房。贴着春联的破院门轻轻掩着，只有一个铁钩象征性地保卫着这个早已无人居住的院子。
莫言在这里出生、长大、结婚、生子。但自打1993年以后，他搬去了高密县城，不习惯在城里生活的父亲和二哥也搬到了附近的另一间院子，这里便再没人住过了。
院子里，杂草已经长到一米多高，东西厢房只剩一堵坍塌的墙。窗户残破不堪，只能用石块和泥巴糊上。房顶和围墙的白灰四周飘洒，铺在炕上，还铺在莫言结婚时花54元钱买的收音机上。
在此前的两天里，这间距离小城高密还有30多公里的普通农村院子，突然变得热闹极了。世界各地的记者、文学爱好者纷纷到此参观。由于人数太多，房子太小，他们只能分批进入。莫言的一个侄媳不得不暂时充当起“业余导游”来。
一位四川记者发现，有的参观者用手轻轻摸了摸莫言当年干活的农具；一些梦想着成为作家的人，“用拇指在莫言小时候做作业的木桌上轻轻划一下，希望沾一点文学灵感才气”。
距离宣布文学奖结果已经过去三天，这里的热闹正在慢慢平息。莫言旧居门口，只有一个头戴解放帽的老大爷用方言回答着记者的问题。而村里的一些年轻女人们则抱着孩子聚在那，叽叽喳喳地聊天儿。
可不远处，在莫言的父亲管贻范和二哥管谟欣的家里，他们又接待了新一批来自韩国的客人。
那两个韩国人在胶州开厂，因为在韩国就看过由莫言小说《红高粱》改编而成的电影，所以专程开车来到这里。“恭喜，恭喜，全世界，有名了。”戴眼镜的中年人用不算流利的汉语说。
“没有，没有昭容赵氏，很普通。”管谟欣双手合十，喃喃着，脸上现出一种疲惫的神情。早在10月11日那天下午，十多家媒体就已经来到这里。从管谟欣和90岁的老父亲坐在银灰色的彩电前收看晚间新闻，一直到李瑞英在新闻联播里发布了这条快讯，他们终于在7点多的时候等到了自家媒体需要的、莫言家人愉快的表情。
那天夜里，中外媒体先后登门。管老爹凌晨两点才睡，两个小时后又被电话吵醒。以至于高密市的一位领导不得不在次日拜托媒体：“请大家让老爷子睡个好觉。”
从那时开始，媒体包围了这座院子。管家先后迎进了包括路透社、法新社、瑞典电视台等在内的几十家媒体的100多名记者，并反复回答着类似的问题。
其中一个最为常见的问题是：“你能联系到莫言吗？”
“他手机好像换了新号，获奖以后我们还没联系过。”管谟欣总是重复着这样的答案，然后一遍遍地往记者的茶杯里添水。
这个周日的下午，管谟欣与两个韩国人聊起了《红高粱》。他提到，这部小说确有其原型，那是1938年发生在孙家口的伏击战，“当时打死了30多个日本鬼子”。
韩国人伸长了脖子，可是他并不太能听懂管谟欣的山东话，“日本，的什么？”
“日本鬼子。”管谟欣又用同样的口音重复了一遍，“你们韩国也曾经给日本人侵略过吧？”
“噢，噢。”韩国人疑惑地点点头，他还是没能听懂这个故事。
不久后，这间晒满金黄玉米的小院又迎来了另一个客人——一位风水先生。他将墨镜反戴在后脑勺上，脚下穿着双蓝色塑料拖鞋。“老先生，恭喜！”他走过去，自来熟地握住管贻范的手，四周打量起来，“我是一路摸过来的。您这里，可真是个宝地啊！”
我跟你说，莫言……这事我可没告诉别人
距离我长期生活的北京，高密并不遥远，只需乘4小时29分钟的动车即可到达。
当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英格朗通过电话告诉莫言获奖的消息时，这位作家正坐在这座县级市城区的家里看电视，他表示“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点吃惊，因为全世界有这么多优秀的伟大的作家，都在排着队等候，要轮到我这么一个相对年轻的可能性很小”。
但对于高密来说，似乎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在莫言如今居住的小区门口，十几家媒体的记者架起了摄像机。他们仔细地拍着院墙上的“翰林书苑”，据说这正是莫言亲笔题字。
晚上7点，谜底揭晓后，平安庄老父亲家的小院里，放起了礼花和鞭炮。另外40多个人则在《红高粱》里写到的孙家口小石桥放起鞭炮。在由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里，那就是巩俐坐着轿子经过的地方。
一篇名为《被“诺贝尔文学奖”改变的小城高密》的新闻里写道，目前平安庄所在的胶河疏港物流园区在得知莫言获奖后，管委会火速扫荡了附近的烟花经销商，大部分烟花被送到平安乡，其余的在各村就近燃放。
就在小城的主街上，鞭炮也炸响了。据说，一位当地诗人连夜赶制了10条庆祝条幅。与时俱进的还包括拥有LED广告屏的商家，在那些不断滚动的红字黑底的屏幕上，他们一边宣传五金、水龙头、商务订餐，一边“热烈祝贺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奖”。
同时热闹起来的，还有位于高密一中的“莫言文学馆”。自2009年开馆，这座展馆的来访者并不多，只有一位在编人员和两层办公区域。但10月11日后，馆长毛维杰已经接待了160多家媒体。
长长的红色条幅从四楼垂下来，“根植故乡 莫言问鼎诺贝尔”。人们还在馆里看到另一位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写给莫言的手迹：“莫言先生，作为朋友，我认为你是可怕的对手，然而，仍然是朋友！”
据说，正是由于这位日本作家的提名，才使莫言的作品得以正式进入诺贝尔评委的视野。
在莫言后来曾两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凤都国际大酒店，房间很快被记者们订满了。酒店楼下的停车场上，车牌上还有京G、浙A等标识。
关于这位作家的非官方消息开始在小城各处飘荡。
一位出租车司机说，他这几天拉了好几拨从成都、青岛来的记者。“我跟你说，莫言就住在植物园附近的翰林苑小区，这事我可没告诉别人。”
另一位出租车司机则回想起自己似乎在某次饭局上见过莫言。遗憾的是，一顿饭快吃完了，别人才告诉他这就是作家莫言。“真没看出来。”他回忆了一会，“看上去不像搞艺术的，特别憨厚，特别朴素。”
而一位开着桑塔纳接私活的司机，轻而易举地从我“说普通话”这一特征中判断出我的职业。
“今天有一场记者招待会。”他以近乎新闻官的语气通知我。然后皱起眉，瞟了我一眼，“怎么？你还不知道？”
高粱？也就田边地头还种一些
我并不是来参加记者会的。事实上，我只想借此机会来寻找高密。
正如曾有评论者所说，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正如“湘西之于沈从文，马孔多之于马尔克斯，约克帕塔法镇之于福克纳一样的文学地理版图”。从《红高粱》里第一次发现这个地方，我就被迷住了。
按照莫言的描写，那里应是如此：
“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
据毛维杰说，在当地，“高密东北乡”只是百姓口中对县城东北几个村落的统称。直到莫言第一次把这5个字写进书中时，它才落到纸面上。
一辆黄色中型公共汽车往返于高密城区和东北乡平安庄。公车开在宽阔的6车道马路上，路两边的灌木与粗壮的白杨高矮错落。但在岔路口处，这辆车拐往大栏方向，6车道变成了双行道。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农民们将整棒玉米或剥好的玉米粒摊在马路一侧，等太阳帮忙晒干。
可高粱呢？在平安庄，已经退休的管谟欣仍旧象征性地种着家里的2亩地。他掰指头数着地里的作物：玉米，小麦，西瓜，甜瓜不二由美子。
过去，东北乡地势低洼，又有几条河流交错流过，因此总受洪涝影响，只能种个子比人还高的高粱。现在，气候干旱，东北乡早没了青纱帐。高粱，“只有田边地头还种一些”，可以用来做扫帚，或是填充在房子屋顶。
我爬上莫言旧居门前的河堤，两排白杨树向左右延伸，一边尽头是河上的一座栏杆被漆成宝蓝色的石桥；另一边则望不到尽头。白杨树的叶子落了一大片，踩在堤上就会听到“咯吱咯吱”的干燥声响。
这里曾是莫言的文学启蒙地之一。夏夜，他不识字的爷爷会在河堤上给他讲些神仙鬼狐、王侯将相的故事。
但在他的作品里被描写得颇有情致的胶河，如今看来不过是一条浅浅的河流，沿岸生着些淡黄色的芦苇。在下午的日光里，河水像是不流动的，只有几只野鸭在里面扑腾，偶尔发出短促的叫声。
我和那两个韩国人在村里来回转悠。房子大多是红瓦黄墙，院门外总是晒着金黄色的玉米。沿着村路的人家二甲硅油乳膏，还在门口种上了几株开得正好的大红月季。
“山东的农村，都是很像的。”其中一个韩国人观察着周围。
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曾经作为村庄中学的语文教师，在这里生活了整整16年。“这十几年过去，东北乡没什么变化。可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和这里是不一样的。”他说，“河流、石桥，我们看来没什么特别，可在莫言的作品里特别有味道。那是一个全新的东北乡。”
中国的缩影，以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
这一切，莫言早已在文章里解释过：“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是我在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
但这座村庄确实有些往事，成为莫言想象的种籽。
众所周知，他最初的记忆，是与姐姐抢一片发霉的红薯干。那是个饥饿的年代，在管谟欣看来，“那时觉得红薯干都比今天的饼干强百倍”。那时，即便人们恨不得“在房顶上也种庄稼”，但还是吃不饱。
据说，他饿极了，在地里偷了个萝卜，结果被罚跪在领袖像前，父亲知道了，差点把他带回家打死。这个故事，后来变成了《透明的红萝卜》。
这个自称小时“貌丑嘴馋的孩子”，1955年出生，伴随人民公社长大，见过几十万农民一起劳动，红旗招展，拖拉机与手推车齐头并进的火热场面。但邻村却有个“单干户”，执拗地不愿加入。莫言总能看到，单干户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他的小脚老婆赶着一头毛驴，路上则留下一道深深的车辙印。
文革时，单干户因不堪忍受虐待，最终自杀。但他的故事却留在了莫言的《生死疲劳》里。
“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绝不再回来。”莫言曾经赌咒发誓。爷爷那辈，照料土地就像照料自己的“宠物或亲人”，“好好保养它爱护它，让它供应粮食”。可孙子这辈，庄稼边却立着一堵高墙，使人们不得离开，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不能保持独立的个性，“我们不是土地的主人，我们是土地的奴隶”。
参军成了他远离土地的第一步。紧接着，他被提干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比得诺贝尔奖还高兴，意味着将来可以吃国库粮了，意味着我不用回农村了！”
他写海岛、写军营，写许许多多自己还没开始过惯的生活。直到1984年，他突然决定在自己的小说里写写“高密东北乡”。从那一刻开始，“我高高举起了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像一个草莽英雄一样，开始招兵买马，创建了我的文学王国”。
他被创作欲望不断往前推，“从此后我再也不必为找不到要写的东西而发愁，而是要为写不过来而发愁了”。就像他曾经提起的那样：“当我在写一篇小说的时候，许多新的构思，就像狗一样在我的身后大声喊叫。”
“高密东北乡”已经不再是那一片小小的村落。他想要把沙漠、沼泽、森林、老虎、狮子通通移过去，并“敢于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改头换面拿到我的高密东北乡，好像那些事情真的在那里发生过”。
他声称，“高密东北乡”是自己开创的一个文学共和国。而他，莫言，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
但无疑，他仍旧是个农民式的新君主。在成为诺奖得主后接受央视采访时，他微笑地解释自己创作后的感受：
“一个长篇写完，南京艾贝尔宠物医院就像农民锄地锄到头了，田野上的风吹一下，劳动之后的一种愉悦。”
在没有高粱的高密，高粱红了
黄色的“村村通”公交车在柏油路上行驶，扬起一路灰尘。
几个年轻人坐在后排，大声地聊天儿，他们的对话里不断出现“莫然”两个字。在当地方言里，“言”被读成“然”。但除了这两个字，我再听不懂他们谈话的内容。年轻人们高声地讨论了一会“莫然”，然后以一阵大笑和其中几位下车，作为讨论的句点。
自收到获奖消息后，莫言本人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表示希望这种热潮可以很快过去，“这是我的主观愿望，一切都会按照生活自身的规律继续”。
甚至就在获奖前一天，他还与毛维杰一起去赶了高密大集。
这个五天一次的集市以E字形铺满了几条街，许多摊子都自备喇叭。几乎不需要用眼睛仔细看，耳朵就可以带你行走。卖橘子的卡车上，喇叭声嘶力竭地喊着“一块钱一斤一块钱一斤”，中间几乎听不出逗号。接下来，在凤凰传奇的背景乐下，“皮鞋20一双”韩娱霸者。一个年轻姑娘坐在摊子后面玩手机，喇叭帮她念了全部台词：“高档服装，厂家直销，永不后悔。”
女人们骑着摩托车在人群中一点点向前蹭，离开时带走12卷卫生纸，一捆大葱，或一麻袋土豆。当然，她们并没忘记让孩子坐在装土豆的麻袋上。
赶集就是莫言平日里最热衷的活动之一，他总认为这些都能帮助他“像个真正的高密人那样生活”。
但10月15日，他可能并没能来赶大集，围绕着他的新闻热潮还在继续。
就在记者们先后入住、当地唯一一家按四星级标准建造的酒店里，一份当地晚报总是在傍晚时分送进客房。
10月13日，这份晚报的头版写着“莫言：希望莫言热尽快冷下去”；第二天，“莫言手稿飙升百万元”；第三天，“一个县城的诺奖效应，重新发现‘红高粱’”。
整个高密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就在文学奖公布当晚，市委官员去莫言在市区的家登门献花。报纸里则透露了当地官员的发展战略，“怎样让莫言品牌扩大高密的影响力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
三年前，一则新闻里就曾报道过，因为“莫言文化需要挖掘和弘扬”，当地希望修缮莫言留在平安庄那间残破不堪的老房子。那或许与当时“高密奉献十道文化大餐”的规划有关，在其中“开发一条文化生态旅游线”上，“莫言旧居”就已经被列入名单。
如今，这座县级市还计划打造红高粱文化园，电影《红高粱》里的大片高粱地、造酒坊等场景将被复制。
高密一年一度的“红高粱文化节”，在过去两年里都邀请到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和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出席。人们相信这是由莫言促成的。一位高密官员曾向当地晚报记者表示，“铁凝是正部级，张炜是茅盾文学奖得主，一个县级市要请到这样的人，很难啊！”
由于今年基本确定莫言出席，主办方相信，这一次，再不必那么费力地邀请文化名人了。
村庄还是原本缓缓生长的样子
在高密东北乡，除了红灯笼和条幅，一切还是老样子。公共汽车仍然慢吞吞地开着，还在路边突然没来由地停了下来，司机披了件外套下车与熟人聊天儿。一个中年男人走到车门口，大声问了句：“师傅啥时候走啊？”
没有回答，他又自顾自地说了句，“我下车尿泡尿，等会儿我啊。”
在平安庄，老人们扯着小凳坐在院子门口，眯起眼睛享受着午后的阳光。一对中年夫妇叉开双脚坐在一堆玉米前，将玉米皮一把把地薅下来。公路旁，一个人在放羊，另一个绑着头巾的大妈就趴在栏杆上专心致志地看放羊。
就是这个看上去很平静的村庄，催生了小说家莫言的绝大部分故事。“直到现在连咏心，我的大部分小说，动用的还是我20岁之前积累的生活资源。我20几岁以后的生活，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写。”
二哥管谟欣告诉老父亲，弟弟获得这个奖“全世界60多亿人，一年就选一个，很重要”。但是转回身来，他和父亲都反复跟媒体强调，“莫言就是很平凡的老百姓，没什么特殊之处”。
在央视的新闻片里，主持人问起莫言，这次得奖有没有可能对中国的文学环境起到作用。这位大作家却回答：“现在文学的土壤，比较正常。你不可能再去老幻想，80年代初期那样，搞一个诗歌朗诵会，在首都体育馆，一万人满座。一部短篇小说出来，千人传颂，像过节一样，那是不正常的。现在这样一种相对冷静、相对边缘、相对落寞，没有什么坏处。”
10月14日傍晚，我离开平安庄。公交车已经只剩一两班了，要等半个多小时才能来一趟。正在等车的一个男孩脸上长了几粒青春痘，他就住在邻近的村里。我问他，之前看没看过莫言的小说。
他摇摇头，指着远处路口的条幅，“看见那些我才知道这儿还有个作家”。
1984年，莫言在自己的《白狗秋千架》里第一次写到“高密东北乡”。他写，“长七十里宽六十里的低洼平原上，除了点缀着几十个村庄，纵横着两条河流，曲折着几十条乡间土路外陈柏言，绿浪般招展着的全是高粱”。
他还用劲描写了村前的路：“原是由乌油油的黑土筑成，但久经践踏，黑色都沉淀到底层，路上叠印过多少牛羊的花瓣蹄印和骡马毛驴的半圆蹄印，马骡驴粪像干萎的苹果，牛粪像虫蛀过的薄饼，羊粪稀拉拉像震落的黑豆。”
高粱不在了，土路也不在了。可是村庄，似乎还是原本缓缓生长的样子。
我和男孩蹲在尘土飞扬的柏油路前等车，一个胖胖的中年人也蹲了过来，随后，一个戴着白帽子的大爷也蹲在旁边。
一辆挖掘机慢悠悠地驶近，一路轰隆隆地响着，从左开到右。我们四个人的眼睛也紧紧盯着挖掘机，转过脑袋，从左看到右，直到它开往远方。
在热闹散去的平安庄的黄昏里，似乎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新鲜事儿了。
莫言热爱他的家乡，因为这里是一个宁静的地方。可名人之乡注定不会永久宁静下去，这似乎就是宿命。如今，在高密，一个“轰轰烈烈”的计划正在筹划中……
万亩红高粱
范珲发愁的是如何种出万亩红高粱。在莫言的家乡，由于收益太少，高密当地的农民已不种红高粱。如同血海一般连绵不绝的红高粱早已成为记忆中的景象。
“我估摸着一年要投入一千万”，莫言老家所在辖区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范珲说，“钱从哪里来？”
不过，他说自己丝毫不会犹豫，“赔本也要种”。
这一系列设想，都与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有关。
高密的“腰杆”
高密诗人李丹平说，高密再也不是以前的高密了，“它是中国的文学高地，国家的圣地”
高密酒桌上有了一条新规矩。
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说，最近高密人在一起聚会。第一杯酒，肯定是“先为莫言老师获奖干一杯”。
这段日子，在他看来，早上高密人走在大街上，精神头都不一样，“带劲”。
高密的出租车司机，也喜欢和记者谈起莫言。一名出租车司机迅速地背出莫言家几门几号，得意地说“他和我同学的老婆是一个村的”。出租车上的电台不时有人询问莫言旧居怎么走。
在新华书店，莫言的小说专柜空了。小书店贴出了预订莫言书籍的牌子。一本从未听说过的杂志，因为最后一页有莫言的照片被放在了书架的显著位置。
高密大街上挂了很多祝贺莫言获奖的横幅，在“莫言迷”张守云看来，这还远远不够，“应该从青岛机场一路挂过来”。
文化馆的一条横幅颇有意味，“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
在高密，“中国”和“世界”这两天不断地被提及。在莫言获奖的文化界座谈会上，有人提出，要淡化潍坊高密，多说“中国高密”。
以前出省不好意思说是高密的，“以后大大方方的，腰杆挺直了，俺是高密的”。
高密一家旅行社的总经理杨连才说，以后描述高密的地理位置时，再也不用说是紧邻青岛，是青岛的后花园了。
他开起玩笑，说不定以后青岛宣传语会成为，“紧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故乡”。
高密变了。
高密诗人李丹平说，高密再也不是以前的高密了，“它是中国的文学高地，国家的圣地”。
莫言家的萝卜
一游客从地里挖出一根萝卜，塞在衣服里。出了门，向村民展示，“莫言家的萝卜，莫言家的萝卜啊”
“圣地”的中心是莫言家的老屋。
平安庄挂起了30多盏红灯笼，进村的大桥刷了两遍漆，桥上的字描成了金色。
莫言获奖当晚，管委会的领导想清街，要把村里路上晒的玉米全部清掉。莫言的二哥管谟欣拦住了。
10月14日，莫言的旧居屋后竖了一个介绍莫言的大展板，第二天就拔掉了。“牌子上有几个错字”。周围是新种的柏树枝和杏梅树。树上漆了崭新的白漆。
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乱世草头王。土胚屋，五间房，狭小，逼仄，堆满了灰尘和杂物。
正屋里有一台收音机，是莫言结婚时买的温翠萍。这是屋里最值钱的电器，“第二值钱的就是手电筒了”。
一拨拨的人进来，转不开时会默契地排队照相。不认识的人还彼此打招呼，“赶紧看，以后来就要收钱了”。
莫言的院子里种了一行胡萝卜，被踩得七倒八歪。有人在墙边发现了山药豆。两三个人跑过去摘了起来。
妈妈跟女儿说，把山药豆煮了吃，明年咱也拿诺贝尔奖。莫言的二哥管谟欣站在一边，脸上看不出表情。
院子的墙缺了一角。有人拿出相机合影，“这是历史”。
等管谟欣离开，一个游客从地里挖出一根萝卜，塞在衣服里。出了门，杜维屏拿着萝卜向村民展示，“莫言家的萝卜，莫言家的萝卜啊”。
这个院落在2010年就被管委会纳入修复计划。范珲画好了图纸，找好了水泥，莫言的父亲管贻范担心打扰村民李武好，又不喜张扬，给莫言打了电话。这件事情就此搁置。
到如今，一切似乎都不可避免。
管委会提交了投资五十万元对旧居进行整修的规划。山东省旅游局派了专家来研究旅游线路。
高密市旅游局局长王剑智说，“这一切已经不是莫言一个人的事情了”。
管谟欣对于修缮的事不愿再表态，这几天他总是显得很疲惫，“听政府的吧”。
分一杯羹
高密最大一家农家乐老板将农家乐改名为“红高粱庄园”，包间名称改为与莫言小说有关，比如“红高粱”等
与萝卜相比，很多人在诺贝尔效应里想得到更多。
莫言新闻发布会召开前，发布会所在酒店费尽心思，在布置会场时，把莫言身后的酒店标志放得尽量低，想让电视媒体在播放莫言采访时，能露出酒店标志。
“莫言迷”张守云收藏了一百多套莫言不同版本的书。旁边的人羡慕他，“你可算赚了”。张守云一扬头，“我该准备5000套！”他从去年就开始准备，计算着莫言得奖还应有两年时间。他颇为懊丧，“准备的还是太少了”。
莫言得奖那天，他冲上去要了三个签名陆初杰。“不敢再要了，差不多就行了”。
馆长毛维杰的手机这几天几乎被打爆。不断有人询问：“能不能把我列为莫言研究会的理事？”
此前，莫言研究会已有35个理事。毛维杰显得很为难。“门槛一定要提高”。
对于莫言文学馆来说，从以前的“羞羞答答”到如今的“理直气壮”。一度传出要迁出重建的消息，毛维杰后来面对记者不得不多次强调，只是在现有基础上扩建。
10月15日，东营一所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来到莫言文学馆，要求建一个实习基地赵勃楠，学生可以来帮忙。他向同行的人比划着，“牌子要挂在这里，要快，不然以后就挂不下了”。他还强调了一句，“迁走也不怕，牌子要跟着走”。
高密当地的一些文化人士很担心外来者抢占莫言的资源。
文化界人士李章合看到胶州电视台强调莫言是喝胶河水长大的，受胶河文化影响。他有些着急，“胶州都能把莫言往他们那里拉”，高密更不能落后。
招商局局长王述忠10月15日就开会研究如何让莫言促进招商引资。他多次强调利用莫言提高知名度、美誉度，却也表示，“还没想好具体怎么做”。
怎么打莫言这张牌？他看着记者含辛茹苦造句，你给出出主意？
商人在这方面总是能得风气之先。
高密最大一家农家乐的老板冯涛决定将农家乐改名为“红高粱庄园”。饭店里的包间名称均与莫言小说有关，比如“红高粱”、“白棉花”等。
10月13日，冯涛请来了青岛农业大学的教授，指导如何种植高粱。他准备明年春天和周围的老百姓进行股份合作，种上200亩弯头高粱。
“高粱地里有故事”，他要把红高粱电影里的场景搬进高粱地。
在高密，“只有我这里能看到成片的高粱”。
“万亩红高粱”计划
要种一万亩的红高粱，只能每亩地补贴一千块钱，“把本先给农民”，“这一千万先要扔出去”
冯涛错了。
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等待这个机会很久了。
他们的蓝图显得波澜壮阔得多。
10月15日，管委会拿出了弘扬红高粱文化，打造半岛特色旅游带的计划书。
这是一个需要投资6.7亿元的项目。包括莫言旧居周围的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红高粱影视作品展示区，胶河沿岸景观带，以及乡村度假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他描绘了建成后，水陆交替，红高粱与碧水相互交映的景色。
在红高粱文化休闲区，将会种植万亩红高粱。在几天前，他们提出的还只是2000亩。
范珲对这个项目颇有信心。“借莫言的东风”。虽然胶河治理这一项，他认为就要花费近两亿元。
他希望能够成为政府的项目，再加上社会资金的投入，“三年一定能建成”。
范珲也担心收益，尤其是万亩红高粱。
在高密，农民不愿再种红高粱。管委会曾经为了鼓励农民种红高粱，每斤高粱补贴一块钱。
第二年，即使补贴，也没有人种了。
现在要种一万亩的红高粱，只能采取每亩地补贴一千块钱的方式，“把本先给农民”。一亩地一千，一万亩就是一千万。“这一千万先要扔出去”。
目前，高粱很难发展产业，如果旅游不能赚回来。范珲也很明确地表示，“一时半会儿很难赚回来”。但是，他还是期待着政府同意这个项目。
作为莫言的家乡，他希望，“以大投入、大招商推进大调整、大发展”。
他认为莫言的家乡必然会成为中国农村的缩影，中国对外形象的窗口。在建设定位甚至应该高于高密，“不能坏了中国的形象”。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高密市旅游局局长说，整个山东的旅游口号也可以改一下，“一山一水一圣人”改成“一山一水一圣人一文豪”
10月11日，杨连才被街头的鞭炮声惊醒了。
知道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经营旅行社的他激动得再也睡不着了。
高密不是一个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没有山水，一马平川。和周围县市的旅游相比，没有突出特色。主打民俗游，很难吸引大量游客。
杨连才说，平时做旅游的人在一起聊天，常常想，高密什么时候才能掉下一个景点呢？
机会来了。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就像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天大的利好”。
杨连才的旅行社以前只能单腿走路，把高密客源往全国各地送，外地来高密的客源不到5%。
杨连才这几天思考的都是，如何研发线路，争取外地游客，如何挖掘延伸莫言的景点。
他说，现在高密旅行社都在跃跃欲试，只是不知道如何参与。“就等政府的消息了”。
10月15日，高密市旅游局局长王剑智忙着准备一个微博活动。
活动是让网友推荐最喜欢的莫言小说中的文学地理场景。他生怕点击的人数太多，网络瘫痪，赶着申请容量更大的网络。
王剑智颇为自得，在他看来，其他部门都还停留在想的阶段，只有旅游局拿出了具体方案。
这些选中的场景会成为旅游局招商引资的资源。他希望有企业家投资，如果能建成影视城是最好的结果。
要想拍莫言的电影，肯定要到高密取景。而且，“莫言还在创作高峰期”，王剑智认为电影公司关注莫言，也是投资商的利好。
对于旅游线路极度权限，他说，已经有专家进行了考察。高密市旅游局也根据莫言的旧居在设计自助游和乡村休闲游的线路。
他想好了几个高密旅游的新口号，“三贤四宝，莫言家乡”徐粲然。他说，整个山东的旅游口号也可以改一下，“一山一水一圣人”改成“一山一水一圣人一文豪”。
他思考了一下，自己点了点头，“我觉得这么改不过分”龙之帝国。
在高密已举行过两次的红高粱文化节加上了旅游两个字。在策划会上，潍坊市的一位领导提出，文化太静态了，加了旅游，让人流动起来，才会有经济收益。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高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局长邵春生认为，从此文化旅游节将成为高密的文化品牌。
他总结出的“红高粱精神”，也被他称为“莫言精神”：“吃苦耐劳，刚正不阿，谦逊。”
邵春生告诉莫言，这一次声势要大一点。要搞庆典活动，要有莫言的作品研讨。
有了莫言，邵春生说，这个县级文化节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他希望有投资商能来建设莫言的文化产业。在高密，之前有想建晏子文化园的规划。晏子是高密最早的名人。
邵春生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文化园将有一部分是莫言的文化园。
“借着热乎劲儿，引来世界级别的文化投资，突破几亿。”文化界的讨论会上，一个人说着，手在空中有力地画了一道弧线。
莫言说，希望不要太张扬，“搞大了让人家笑话”。
喧嚣下的平静
莫言曾说，自己只有站在高密的土地上，创作才有感觉。他喜欢高密的平静
相对于政府的兴奋，莫言所在的平安庄的村民要平静得多。
村民郭元礼是莫言小时候的好友，他靠在墙根，跟记者聊起和莫言下棋的往事。
他说莫言聪明，能背《本草纲目》。
很少有人看过莫言的书。他们只知道莫言写了自己的村庄。
莫言曾经在红高粱里写了村民王文义，写他胆小，耳朵被流弹擦破，自己却嚷着脑袋没了。
村民说，那是真实的。王文义已经去世了。村民一提起他就会想到这段往事。
王文义的儿媳说，莫言得了奖，他们也跟着高兴。王文义曾经有段时间对这么写他有点见怪。莫言给他买了瓶酒，安慰他说只是用了他的名字。
他就不再不高兴了。
《蛙》的主人公原型是莫言的姑姑管贻兰。她也只是平静地坐在家里。她说，莫言写她部分是真的，部分是虚构。作家不容易，她的故事是骨头，莫言还要写肉，虚构是难免的。
她为侄子高兴，却不愿意去打扰他，一个电话也没打。“自己家人不给自己家人添麻烦”。
村里人都知道，莫言得的奖是最大的奖，“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奖了”。
莫言的叔叔管贻喜说，管家在光绪年间曾经中过探花，莫言这个比状元还要厉害。
然后，他们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莫言为人随和，有人甚至说，“他好用”。什么事情，只要求到他，他很难拒绝。
莫言的家人也是如此。
莫言的老父亲90岁了，耳朵有点背，听不懂别人的问题，慌张中总带着些惭愧。
他们接待一批一批的记者，尽力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只要记者离开，他们一定会送到门口。如果开车，送出门的人一定会站在那里，不停地招手，直到车开走。
……
莫言从50岁之后，回高密的时间越来越长。
回到高密，莫言喜欢背着手赶大集。逛市场的时候看到粮食一定要摸两把。
得了诺奖之后，他说自己压力很大，忧虑重重。
他希望一切能尽早平息，可以尽快进入创作的状态。
莫言曾经对邵春生说，自己只有站在高密的土地上，创作才有感觉。
他喜欢高密的平静。
文章来源：2012年新京报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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